鲍尔森：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当时我们（在经济轨）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消费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消费。时至今天，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
现在我们谈下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开展合作是个重大遗憾。有人认为，我们如不能在疫情上开展合作，还能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呢？当前，世界各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却越来越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解决贸易问题，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我想再次展望未来，请问中方是否愿推动解决上述问题，为推动世贸组织等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而作出努力？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
崔大使：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方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即使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中方在过去几个月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例如，《外商投资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中国依然吸引了大量外资。今年6月，中国颁布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而且清单越来越短。6月，中方还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零关税、零壁垒目标。总之，中方正竭尽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绝不会放弃。对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而言，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市场准入、更好发展机遇和可预测性。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中国坚持提高开放水平的时候，有些国家却在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他们针对TikTok（抖音国际版）、Wechat（微信国际版）、华为等设置各种壁垒。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挑战。在我们开门迎客时，他们却在筑墙挡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