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基辛格又称，木已成舟。“现在我认为，无论如何，无论正式或非正式，在俄乌冲突的创伤下，乌克兰都必须被当作北约成员国对待。”
今年5月，基辛格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俄乌边界“恢复原状”，但随后被外界解读为建议乌克兰“割地求和”。对此，基辛格在美国《时代周刊》7月刊登的采访中强调，他从未说过要乌克兰放弃领土，而是暗示领土问题应在谈判中被单独考虑。
“美国人在谈判中当起传教士，试图改变或谴责对话者”
《华尔街日报》文章提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也就是基辛格还在哈佛大学研究核战略时，他就一直将外交理解为——在可能发生核灾难的阴影下平衡大国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现代武器技术导致世界末日的可能性，使得维持“敌对大国”之间的平衡成为了国际关系中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
“在我看来，平衡分为两部分。”基辛格称，“一种是力量的平衡，即使价值观有时存在对立，也要接受它的合法性。因为如果你认为，你努力的最终结果必须是强加你的价值观，那么我认为是不可能维持平衡的。所以这是一种绝对平衡。”
另一种是“行为上的平衡，意味着为了整体平衡，你要限制行使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他称，实现这点需要“一种近乎艺术的技巧”。“政治家们刻意以其为目标的情况并不太多，因为权力在不造成灾难的情况下有太多扩张的可能性，以至于这些国家从未感知自己完全有责任。”
不过，在强调平衡的重要性之后，基辛格又补充称，它本身不能成为一种价值观。“也会存在一些情况，使得和平共处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
在书中，基辛格暗示，他希望当代美国政治家能够吸取前人的教训。
“我认为当前这个阶段，他们在确定方向上面临很大困难。”他说，美国人拒绝将外交与“跟对手的私人关系”区分开来。他们倾向于用传教士而不是心理学的术语来看待谈判，他们试图改变或谴责他们的对话者，而不是洞察他们的想法。
今年6月，基辛格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时也曾表示，如今美国现在已经变得比越战时期还要分裂，“每一届政府都面临着反对派坚持不懈的敌意”。他还称，对美国来说，期望中国“西化”不再是一个合理的策略。中国未来会变得非常强大，不过它不会选择“称霸世界”。
近年来，基辛格多次表示，当前中美关系需要“尼克松式的灵活”政策，避免两国间的冲突。他对《时代周刊》说，较30年前相比，中美间战争将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因此中美都有特殊的责任，一是相互联系，为彼此定义危险；二是使之成为本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使两国在许多其他事情上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