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严雨竹】“很少有国家愿意坐下来，（像中国这样）以这种方式制订创建福利国家的计划。”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古德曼近期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他对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看法。古德曼曾在中国多个城市生活，见证了中国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他联合多位澳中国问题专家，致信新总理，呼吁政府改善对华关系。在古德曼看来，很多国家此前对中国的预测都是错的，外国人需要适应中国发生超出他们预期的事情。
环球时报：您曾在中国多个城市居住和生活过，中国的变化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古德曼：中国这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70年代初来中国时，我吃的不是太好。当时我能吃上米饭，但吃不上多少肉，所以某年圣诞节我去了香港，然后直奔麦当劳。在我第一次去天津和苏州时，这些地区非常贫穷。然而进入80年代后，一切都变了，现在许多城市彻底改头换面了，它们的医疗保障、公共设施和交通大大改善，比如苏州高新区比西欧很多地区的生活水平都要高。如果你像我一样从苏州工业园区出发到伦敦旅行，你会觉得自己去了发展中国家。
环球时报：对于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道路，您有何看法？
古德曼：中国宣布在浙江开展一批非常有趣的试点项目。在我看来，中国的出发点有二：一是需要在地方一级提供更多福利；二是需要对公共财政进行改革。因此我对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解是，它是在地方一级将企业、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福利服务结合起来的项目，既为需要做的事情提供资金，又在卫生、教育等公共领域提供服务。
很少有国家愿意坐下来，（像中国这样）以这种方式制订创建福利国家的计划。20世纪40年代，英国有个名为“贝弗里奇报告”的计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计划被迫修改，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弃了。然而，其他很多国家甚至没有进行尝试，比如美国的理念是，如果你想要福利就必须工作。但如果社会中的某个个体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就需要通过集体努力来照顾他们。
我对中国共同富裕道路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可能是在特定系统中创建福利社会的一种方式。很少有国家有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体系，中国各方面规模都十分庞大，因此需要的福利规模也非常庞大，而规模大意味着内部的巨大差异。
环球时报：中国共产党已经迈入第二个百年，您对未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什么期许？
古德曼：很多国家此前对中国的预测都是错的，外国人应该学会期待中国发生超出他们预期的事情。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中国之外的很多人，包括不少中国问题专家都说，想法不错，但这不可能实现。然而中国不仅实现了这个目标，还提前实现了。世界必须了解中国内部的差异以及不断变化的动态。在战略层面上，理解中国的本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