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跟东亚高成长经济体也是一样，在追赶阶段最缺的当然是资本，但资本是可以由经济剩余积累和转化的，关键问题在于有没有可能控制住二阶活动，从而政府能产生越来越多的有利于一阶活动的改革政策和发展战略。
我们在开启改革的初期，虽然国内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缺少有效资源配置的能力，但在战略上一开始就试图利用西方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通过吸引外资在沿海局部地区兴办加工贸易来参与全球经贸，以此用好中国的人口红利， 非常辛苦地一点一点把资本积累起来。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是靠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因为国内不是市场经济，没有资本，更没有创新能力，唯一有的就是那些闲置的资源。所以当时如果能够融入西方贸易体系，靠参与全球贸易来逐步释放自己的人口红利，经济就会慢慢发展、经济剩余就能逐步积累，有了剩余才有转化成资本的必要条件。
回顾40年来的过程，中国经济的追赶真的是可圈可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具有我们和东亚经济体的精英政治传统，国家能力孱弱，政府被利益集团绑架，二阶活动猖獗盛行。比如，在印度，二阶活动至今还主导着整个国家的经济。一阶活动无法战胜二阶活动，这是很多国家甚至不能走出低收入陷阱的原因。
其实，只要有二阶活动，不仅低收入阶段、甚至在中等收入阶段，都会有陷阱。我们今天进入到中高收入阶段的后期，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相对于年轻劳动力，我们今天有了更丰裕的资本，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开始发生变化。随着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资本发现企业家和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经济正在从追赶阶段进入后追赶或自主增长的阶段，而资本富余成为我们后追赶阶段最重要的一个禀赋条件。
这时候，国家能否处理好政治活动与资本的关系，如何确保资本能更好发挥识别企业家和创造价值的能力，从而更有效使用资本，成为自主增长阶段成功的关键。
对此，我简单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对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不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至关重要。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配置能否有效，取决于资本能否发现并进入到生产率更高的经济活动中。这一点当然是要在更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里才能够实现的。
最近，瑞士圣加伦大学的团队编制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指数（EQx）。指数的构造基于150多个涉及政治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变量。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活动是否更有利于促进、而不是妨碍经济增长。在所有排位较高的国家中，中国是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这首先说明中国的政治在抑制二阶活动方面表现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