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娜·福鲁哈尔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决策者好像真以为“世界是平的”。饱受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商品和人员都将流向最能发挥它们价值的地方。如果公司为将成本降到最低而将工作岗位移往海外，那国内工作岗位的损失将因消费者获利而得到补偿。如果政府降低贸易壁垒并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那资金就会流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决策者不必考虑地理因素，因为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换句话说，“地点”并不重要。
直到最近，美国两党政府推行的政策都基于这些大而化之的假设——放松对全球金融的管制，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议，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仅允许而且鼓励美国制造商将大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当然，最能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强大跨国公司是推动“自由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公司当然还会不偏不倚地向美国两大政党捐款，以确保其门下政客看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优点）。
向全球传播美国的这一新理念已成为美国的一大使命——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痴迷于那些快消时装和越来越便宜的电子产品。实际上，美国商品将代表美国的善意。它们将负责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即隐藏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自由主义；其理念是，那些陶醉于美式资本主义成果的国家将变得像美国一样“自由”。
从某些方面看，执行这些政策产生了互惠互利的结果：主要是美国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外国廉价制造品的甜头，而与此同时，特别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加入自由市场体系，全球不平等现象减少了，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诞生了。当然，政治自由程度依然因国而异。
但新自由主义政策也使各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有时还会破坏资本在国际间的稳定流动。由于货币的流动速度要比货物或人员快得多，资本流动就引发了高风险的金融投机活动。（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数量大幅增加。）此外，新自由主义政策还导致全球经济危险地摆脱了各国政治的束缚。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发生在美国的这些结构性变化被物价下跌、消费者债务增加和低利率等现象部分掩盖了。但是，到2000年，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地区不平等已经变得不容忽视。在美国沿海城市繁荣的同时，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正在经历灾难性的失业潮。美国各州的平均收入水平开始出现分化趋势且这一趋势延续了整个19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