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缺乏‘中国通’的对华外交”让韩国国内很多人吃惊，也为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主张对华友好的声音越来越小，这样的“缺失”不仅可能影响中韩关系，还会影响半岛问题的缓和与解决。尹锡悦政府嘴上说着试图扭转“安美经中”格局，在经贸方面与美国加深合作，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降低对华依赖，但实际操作中仍认识到对华经贸的重要性，中国也仍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新政府的政策理念还是产生一定负面效果。对华出口曾是韩国出口“第一功臣”，这个方向上被削弱，无疑成为拖累韩国整体出口增速和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之一。尹锡悦政府加强对华外交管理的必要性由此提高。
关注中韩关系的人士已经注意到一些变化。为了平衡“美国通”过多的外交安保阵线，尹锡悦政府任命郑在浩出任韩国驻华大使，韩外交部将崔永三任命为次官助理。在韩国外交部门中，这二人是为数不多的“中国通”人士，在外交安保政策团队中实现了“中国通”的“从无到有”。一线外交官与辅佐官发挥着上情下达、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可以迂回牵制尹锡悦政府偏向美国的外交倾向。尽管如此，他们决策权限仍然有限，只是提供决策咨询，没有直接掌握决策权。
尽管尹锡悦政府外交安全团队出现这些变化，但仍人数少、职级低、持续性弱。中韩友好人士都希望韩国对华外交能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从少到多、从低到高、更可持续，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韩关系。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文在寅时期韩国外交决策制定人士中很多都有丰富的中国在地经验或者研究经历，对中韩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有着洞察与体悟，这样更能制定出具有现实性也更对双方有利的决策。实际上，韩国现在也仍拥有大量这样的“中国通”人才储备。
综上所述，抚平在安全问题上的龃龉，恢复在经贸上的热络，已经成为尹锡悦时期对华外交必须直面的问题。韩国对华外交决策需要更多理性和专业支撑，使其能在中美韩三角关系中找准定位。（作者是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