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俄的战略协作基于双方共识，而不是就某一方的意愿或解决方式来进行，其主要方向是避免整个世界从本来的发展议程主导转向安全议程的主导，从原本的“南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动，变成东西方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我觉得，这是中俄合作最重要的价值导向。
观察者网：近期，俄罗斯专家弗拉基米尔·普里亚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三角关系中三个伙伴的互动规则——弱者应该始终得到支持——在这个整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俄罗斯作为较弱的一方，应得到支持。”虽然作简单的历史比较并不合适，但这个观点令人联想到冷战时美苏中关系的变化，当时中国是最弱一方，美中走近，对苏联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会重现类似情况吗？
赵隆：其实，我一直不赞同把现在的中美俄关系跟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进行战略三角的类比。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因为中俄之间不存在同盟关系，也没有意愿结为同盟，所以不存在对外的“非敌即友”式的同盟逻辑，当然也就不存在因为外部离间而出现分化的基础。
我还是认为，今天的大国关系或整个国际政治，不是中美俄的三方互动，而是中美俄欧作为世界主要力量的四方互动。这种互动不是三角形，它存在多组双边关系，是平行发展的。
所以，中俄关系到底好不好，它与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中欧关系、俄欧关系之间，并不存在非常直接的联动性。无论是从这种大三角的逻辑去策动比如“联俄抗中”、或要求中国在对俄关系和对西方关系中作“命运抉择”，我觉得都不具备可行性。
观察者网：结合最近消息来看，王毅主任访问欧洲并出席慕安会，随即到访俄罗斯，并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发表了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强调劝和促谈。外界对中方的这一系列行动也有诸多解读。那么，我们对中国当前的表态与行动应如何理解？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态度或积极性会发生变化？
赵隆：近期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有两个重要动作，一是发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另一个是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两份文件明确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有助于打消此前外界对中国的质疑——所谓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旁观者”“骑墙派”，甚至从中“渔利”等谬论。
其实，中方发布的两个文件都强调，不应简单化地看待安全问题，也不应按照自我安全的诉求一意孤行、完全无视其他国家的安全诉求。更重要的是，中国以此表明态度，那就是坚决反对乌克兰危机的扩大化升级，特别是反对陷入核战争或使用生化武器，这是我们的根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