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清王朝,日本,情报,密电,军事篇-中日甲午战争120年祭]：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古往今来，情报工作对于战争胜败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在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弥漫的背后，无形战线上的较量如火如荼。日本政府透过经营多年的对华情报工作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洞察着中国的一切。相较之下，清王朝的情报工作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知彼知己均显不足。有人妄加揣度，认为清王朝不重视对外情报工作的作用，故而在层层迷雾中对局势做出重大误判。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与其说清王朝轻视对外情报工作，不如说清王朝忽视对外情报工作的建设，知与行严重脱节。
就世界范围而言，十九世纪是情报体系日渐完善的时代，但清政府情报机构及其体系建设却异常滞后。不少官员闭目塞听，很少关注日本军情动态，对日本的威胁自然缺乏正确认识。总理衙门虽有收集外国情报的功能，但在其内部并未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事务由“俄国股”负责，但该部门收集情报的功能甚微。此外，一些大臣和督府大员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也能收集到某些情报，但麾下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情报机构。
在向日本派出驻外公使之前，清政府收集日本情报的途径多源自外国新闻纸上零散的消息。1871年，一些有识之士在《中日修好条约》签订前后建议派遣常驻使团赴日收集情报，以预先探知日方动向。然而，由于经费问题、人才缺乏等诸多原因，清王朝1877年才正式派出驻日使团。不容否认，数任驻日外交使节在收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有一定作为。他们通过翻译报纸书籍以及个别间谍收集到一些有关日本战略决策、对华态度、日方抵华人员情况、日本对朝动向等方面的情报。尤其是驻日公使徐承祖通过曾任日本外国总奉行格的朝比奈昌广获得一些日本对外决策情报，其中包括日本决策层“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的战略选择以及扩充军备伺机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战略目标。毋庸置疑，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对日本的威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李鸿章等人往往拘泥于情报中日本决策层藐视中国的言论，而忽视日本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终究未能形成强烈的危机感和必要的防范意识。同时，尽管部分驻日使团成员通过某些渠道获悉日方野心，但所获情报却较少反映日本针对朝鲜和中国的具体战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