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天大的事吉伦都不用心，唯独接驾很积极，就是这个道理。
把“唯上”发挥到了极致的，是咸丰帝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人称“溜溜球”。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他的听力就急剧下降；事情如果足够大，干脆就彻底聋了。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
对于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领导追究起来，比较好解释。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加强巡逻”，显然是做样子、走形式。
某天，嘉庆皇帝咨询刘墉：“你看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末了就挤出两个字：“尚可。”嘉庆帝苦笑说：这么大的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么得了！
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真是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何乐而不为？
三是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头年去京南游玩，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受到热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临走还没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于是，国家利益自然让位给个人利益。对这种现象，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
同豫亲王一样，在洪秀全起义之初，地方官也是使劲捂盖子，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
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
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灾祸接踵而至，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根本没打算赢；太平军成气候，源于地方官帮忙；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却迎来甲午惨败；北京守城正规军达15万之众，被不到二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甚至连辛亥革命枪响，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
完全可以说，早在癸酉之变时期，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费正清找到了原因：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03
癸酉之变已经过去200年了。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