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2024年印度大选将于4月19日开始举行。日期临近，印度一些政客又在借着炒作涉华议题造势，尤其是继续拿中印边界问题做文章。最新一例是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9日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我藏南地区）拉票时，再次非议中方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一事。就在上月底最新一次的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上，两国“同意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协定和有关共识精神，避免现地局势反复，继续巩固前期脱离接触成果，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但近段时间以来的实际情况却是，印度方面在边界问题上错误言行不断，不仅有印度军方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部署，还有总理莫迪赴“阿鲁纳恰尔邦”参加色拉隧道等项目的奠基仪式，以及外长苏杰生在多个场合就边界问题污蔑指责中国等等。
印度这一系列举动既有在对华博弈中“壮声势”“攒筹码”的算盘，也有相关政治势力着眼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打“国家安全牌”“民族融合牌”“经济发展牌”以赚取民众支持的谋划。但需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为了国内政治而炒作涉华议题的做法蕴含严重风险。无论从历史教训还是现实困境来看，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搞小动作，也往往会使印度遭到“反噬”。
从历史教训上看，当初尼赫鲁政府就是在国内强硬派推动和民族主义裹挟之下，在边界问题上搞“前进政策”，在对华关系上越来越强硬，不愿意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和平解决方案做出积极回应，最终导致边境冲突的爆发和双边关系的急转直下。
独立初期，印度国内对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处理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尼赫鲁力排众议确定对华和平共处政策，与中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中印关系迎来短暂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亲如兄弟）蜜月期。20世纪50年代末，受西藏问题影响，印度国内反华情绪高涨，但尼赫鲁最初尚能从大局出发，尽量安抚反华议员和民众的情绪。1959年，尼赫鲁政府迫于国内压力将中印外交交涉文件公之于众，则是将对华政策主导权拱手相让，让舆论及其政府内部的强硬派绑架了对华政策走向。此后，为了迎合国内强硬派的“期待”，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立场越来越强硬、措施越来越冒进，最终导致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爆发。
从现实困境来看，莫迪政府打着“捍卫国家安全”的旗号，渲染中印边境对峙事件，挑动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给中印关系转圜趋稳增加了难度。
2014年上台后，莫迪政府将妥善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充分释放两国关系潜力”的突破口。即使是2017年发生洞朗事件，印方也愿意继续稳定对华关系，莫迪当时曾表达“加倍努力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但2019年连选连任后，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明显趋于强硬，这种变化既有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也有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安与外交团队“鹰派”为主的小气候。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与中方克制低调的处理方式不同，印度方面大肆炒作“中国威胁”。当时印度主要媒体上充斥着对加勒万河谷冲突的渲染以及一些军政高官和专家学者对中国的指责批评，导致印度民众对华情绪急剧恶化，甚至一度出现抵制中国商品的极端行为。
自那之后，印度一些官员经常有意无意地就中印边界问题做文章，以服务其国内政治经济议程。比如有的印度官员反复在公开场合兜售“边境局势不正常，双边关系就不正常”“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等论调，不是将边界问题放在两国关系的“适当位置”，而是作为双边关系转圜的“前提条件”。显然，印方这些做法给对华关系的改善造成重大障碍。而中印关系迟迟难以转圜，又给印度国内对华不友好的力量提供了打压中国在印投资、推进对华产业脱钩、限制中印人文交流的借口。对印度社会而言，一些政客打着“民意”的幌子为其对华强硬言行或政策背书，实际却对民众造成严重误导。2020年以来印度国内多个民调显示，印度公众对华负面认知上升，这反过来又限制了新德里在对华政策上做出调整的空间。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印度政府依据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的考量推行对外政策，这本无可厚非。但外交又不能简单基于甚至故意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或民粹政治，否则就可能会沦为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博弈的工具，导致外交事务被国内政治过度绑架而丧失腾挪空间。印度即将迎来五年一届的全国大选。自1988年中印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涉华议题鲜少成为印度大选的焦点。但在当前中印关系依旧低迷的情况下，不排除印度国内一些势力在选举前后故意挑动和渲染涉华议题，甚至在边境地区搞小动作的可能。这应引起中印以及更广泛层面希望中印关系转暖趋稳的人们高度警惕。（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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