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与新书作者对话，解读中国的创新、监管和人工智能
智库项目辛迪加2024年4月4日的文章
以下是项目辛迪加对《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高压线：中国如何监管大科技并治理经济》牛津大学出版社，2024年）一书的作者Angela Huyue Zhang的采访
问：2020年，中国监管机构对科技公司发起了一场打压行动--这一过程导致公司市值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打压行动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创新和创业文化？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
答：打压似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效果。除了未能鼓励新的市场进入者之外，它似乎还巩固了现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此外，它还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流入消费技术领域的资金大幅减少。
随着私营实体的后退，国家也在前进。例如，政府支持的基金或公司收购了科技巨头重要子公司的股份；这些"黄金股份"使政府能够对内容节制和其他商业决策施加更多控制。最后，打压使国家能够引导科技领域的投资，从而使私人和国家支持的投资者越来越关注所谓的"硬科技"。
问：你在即将出版的新书《高压线：中国如何监管大科技并治理经济》一书中写道："中国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进行监管'，尤其是因为中国的平台经济'已经变得非常不守规矩'。如果说阿里巴巴去年的'强制重组'不是控制一家规模过于庞大的公司的正确方式，那么有关部门应该如何解决垄断问题？
答：中国反垄断机构本应更早介入，遏制阿里巴巴和腾讯等领先科技公司的快速扩张。相反，在过去十多年里，监管部门对这些巨头的收购几乎没有进行监管，更不用说限制了。
对中国企业来说，规避政府投资限制的关键在于"可变利益实体"结构，这使它们能够从海外筹集资金。由于"可变利益实体"的合法性和可执行性存在不确定性，商务部等行政部门避免审查涉及采用"可变利益实体"的公司的并购交易。这对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很有效，因为它们积累了巨大的市场力量。事实上，这种力量大到现在要改变竞争格局都非常困难。
问：中国的监管机构最近有所放松。例如，你注意到他们对人工智能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态度，以便让中国企业'比美国和欧洲同行更具竞争优势'。但这种做法也有风险。在《高压线》一书中，您将中国的监管体系比作一种特别困难的平衡行为，其特点是'等级制度、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您所说的这种"动态金字塔模式"对中国监管有何影响？
答：中国监管的特点是政策放松和收紧的反复循环。中国监管机构今天对人工智能的宽松态度可能会为明天的监管危机埋下隐患。而且，由于中国的监管结构等级森严，官僚机构内部的信息传递有时非常低效，因此监管机构往往无法在问题出现时做出反应。相反，他们往往会等到问题变得相当严重时才采取应对措施，因此改变方向的成本很高。
问：您在书中提到，"中国科技企业在司法机构的参与下进行自我监管"。中国的科技公司是如何充当"准监管者"的，司法机构又是如何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
答：绝大多数由大型网络平台引发的纠纷主要由平台自身裁决。这是因为这些索赔往往非常小，所以大多数消费者和商家都不愿意麻烦地去起诉，而是依靠平台本身来解决他们的投诉。但平台有时也需要法院系统的支持，尤其是在执行索赔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中国法院投入了大量资源来裁决涉及科技公司的纠纷，并以此提高公司"自律"的可信度。因此，政府实际上向科技企业伸出了援助之手。
问：你在《高压线》一书中写道，中国政府自2020年以来推出的一系列"看似随意的政策"，"都与消除不平等的共同愿望有关"。在这些政策中，哪些已经或可能特别有效，哪些是被误导的？
答：所有这些政策的初衷似乎都是好的，但政府实施这些政策的方式却导致了严重的意外后果。由于中国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不平衡，任何负面的政策信号都可能导致科技股暴跌。投资者对科技公司抵制政府干预的能力缺乏信心。归根结底，市场对中国法律体系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投资者看跌的主要原因。
问：美国和欧盟的监管趋势会如何影响中国的科技治理轨迹？
答：美国和欧盟的监管趋势将从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的科技治理。首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效仿西方同行，加强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其次，美国扩大海外监控和积极主张对海外数据的管辖权，可能会促使中国执行更严格的跨境数据传输规则。最后，中国可能会利用其对数据外流的控制，作为与欧盟和其他正在收紧数据外流法规的司法管辖区谈判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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