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大时代需要清晰完整的大战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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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行者将超额取得战略红利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不幸的是，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所谓“洋务”，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主菜。

　　因此，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而在军事变革领域，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事实上，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所谓的反动派，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

　　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中国“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未开蒙昧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日本对中国存在的要害问题，竟然比我们自己看得清楚得多，不能不让今人也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