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清廷同样输在国际法运用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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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日本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而我们却仍对此重视不足。了解日本在战争中对国际法的重视与运用，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日近现代史的认识，深化法律制度改革。

　　借助国际法，日本登上“文明”客船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所谓“国际社会”是有特定意义的，其以欧洲为中心、由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组成，进而形成一套体现西方价值观、有约束力的近代国际法规则体系。基于此的国际社会，又被称做“国际法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而在“文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则被划分为“半开化”(波斯、暹罗、中国、日本等)和“野蛮”(其他国家)国家两类，不享有国际法人格。这些国家与“文明共同体”国家只能签署不平等条约，被施加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而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进入“文明开化”进程，由“半开化”或“野蛮”升级为“文明”。其“文明”标准有四个：有效的政府体制；能够保护其管辖下的生命、自由、财产(主要是外国人的)；国内法律体系健全；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公约，遵守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

　　日本选择“脱亚入欧”道路后，即按照西方国际社会的上述标准改造自己。为此，明治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策，派出大量政要学者去欧洲考察和学习国际法，并努力学习和运用国际法的“工具性”特点，学会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在对华宣战的诏书中，便高举起“日军将遵守国际法”的旗号；战争中，日本发行《万国战时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其后，又出版《媾和类例》指导日本与清政府谈判媾和，发行《干涉及仲裁、战使、降伏》应对三国干涉还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