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于敏当年如何研究氢弹 不是从美国人那里偷来的(2)

　　正由于这一次研究和开发，是从‘第一原理’出发的研究和开发。所以中国人不仅能研发出原子弹、氢弹，还能在核武器领域，独立而持续地发展，进一步又研发出中子弹等其它具备多种功能的核弹。而真正困难又必须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实现核武器的轻型、小型，从而便于形成一支足以应付外来核打击的，由中国人自己指挥的核打击力量。真正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这里所说的50年前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许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未来！

　　为什么中国人在原子弹爆炸后两年零八个月便爆炸了氢弹？而其它国家往往在5~8年后才爆炸了第一枚氢弹？

　　真实的情况是，氢弹的‘预先’研究从1960年12月就决策上马干了。

　　1960年，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在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下，起草了“科研工作14条”。为贯彻“14条”，聂总指示说：“科研工作像下棋，下棋要看三步棋。我们的国防研究，是否还应部署第二步棋？根据聂总这一指示，当时主持核武器研发的二机部部长刘杰找到钱三强商量，核武器应如何部署第二步棋？钱三强当即回答说，“那当然是氢弹的预先研究”。“研发核武器的第一步棋，是原子弹。我们已部署在九院。第二步，很自然，当然是氢弹。在氢弹全面上马以前，当然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1960年9~10月，中国和苏联间的‘同盟’友好关系全面破裂、恶化！当时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吕敏和我（何祚庥）三人就未来工作的去向问题，联合向二机部领导打了个报告，“鉴于中苏关系恶化，在联合核子所继续从事中苏友好活动已没有什么意义。而由于中苏友好关系全面破裂，苏方已全面撤退技术专家。估计国内缺乏技术人员。为填补国内空缺，我们愿意回国参加任何分配给我们的有关工作”。

　　1960年10月，钱三强到联合核子所，代表中国参加12个成员国均派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我们当即将“回国申请报告”交给了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钱三强接到我送给他的请调报告后，大为高兴！因为刘杰部长正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了解一下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中国人员中有无愿回国工作的科研人员。钱三强接到我们给他的报告后，当即打长途电话给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建议立即调我们这些人回国参加核武器研制。

　　钱三强立即拔通了长途电话，而我正好留在电话机的一侧。在电话中，刘杰部长问，“那边情况如何？”钱即回答说，“这里请战的情绪很高！他们都愿意回国！”刘杰部长又问，“有哪些适合的人？”钱三强说，“一个是你认识的何祚庥，过去是地下党员，现在从事粒子理论研究。他的业务能力相当不错”。刘杰当即表示，“这完全可以！”钱又说，“另一个是吕敏，现从事粒子实验工作，也是党员。不过，吕敏的社会成份较好，他是著名语言学学者吕叔湘教授的孩子”。刘杰说“行！”。但讨论到第三位也是共产党员的周光召，能否参加核武器研究时，却由于‘老周’存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问题”；刘杰和钱三强在电话中，均犹豫了起来！刘杰当时在电话里问道，“周光召的业务能力如何？”我说，“极好！苏方评价极高！”又问，“周的政治表现怎样？”我又说，“那也极好！反对苏修斗争十分坚决！”刘杰当即表态说，“我看可以考虑！我们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