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商务大臣:英国须与中国建立“成熟的”关系

参考消息网7月17日报道英国《独立报》网站7月15日刊登题为《英国需要与中国建立“成熟的”关系》的文章,作者是英国前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全文摘编如下:

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批评英国政府缺乏对华战略。油腔滑调的回应是:它其实有,就是华盛顿的对华战略;比较大方的回应是:这很复杂,需要平衡威胁与机遇、合作与竞争。

我们的美国盟友明白威胁与机遇之间存在对立,这在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近期的中国之行中和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讲话中也得到反映:前者强调经济机遇以及双方在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上保持合作的必要性;后者只关注地缘政治。

过去,英国历届政府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所带来的机遇。中国经济规模现在大体上与美国相当(衡量标准不同)。但是,从来没有人将中国仅仅视为扩大版的丹麦或新西兰。它极其重商,以出口为导向,对技术孜孜以求:是扩大版的韩国以及再往前的日本。尽管如此,世界上两个最有价值的公司——苹果和特斯拉、我们的一些领先公司如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壳牌,以及我们的服务出口商与德国汽车公司和法国奢侈品牌,都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这绝非偶然。

中国的邻居也从中受益。它们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但是,日本、韩国不仅希望得到安全保障,而且希望维持并最大限度地发展与中国的互惠经济交往,甚至达到抵制美国“脱钩”政策的程度。

与经济往来相伴的是安全问题。如果存在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方面针对英国武装力量、公司或政府的网络袭击或间谍活动,我们显然必须听从我们安全部门的建议。但是,我们应十分警惕那些隐藏在每张床下(或每台笔记本电脑和安全摄像头里)寻找中国间谍的人。从谨慎到偏执,安全意识有一系列范围,我们正面临着从偏执一端消失的危险。

当然,中国也存在偏执,但这不是助长没完没了的猜疑的理由。

电信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担任内阁职务时处理过与华为相关的问题。我核查了安全问题,并且总是受到那些应当清楚这一关系处于安全管控之中并且让英国获得了前沿技术的人们的提醒。我相信特雷莎·梅政府也得到了同样的提醒,从而就5G技术达成了谨慎的妥协。但是,当美国似乎出于商业和安全原因发出警示时,英国实际上将华为踢出了市场。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安全方面的担忧已经扼杀了中国对民用核能产业的参与。尽管事实上,除了语焉不详的詹姆斯·邦德式邪恶行为的说法,人们从来就不清楚无法管控的关切到底是什么。结果是,除非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模块化反应堆方面意外大获成功,否则这个产业行将灭亡,因为私人投资者以及英国和法国的纳税人都无法拯救它。

根据政府为了防范国家安全风险筛选投资的新安全法,大臣们命令收回的65笔交易中,40%是中国的。但是,20%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是英国的!

当下针对中国的厌恶,与其说关乎安全问题,不如说关乎政治不适(尽管政治不适对那些卑躬屈膝地促进英国利益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政府对减贫和个人安全的重视在其他地方引起共鸣。避免这种政治不适的最佳方式就是与同我们享有共同价值观和标准的国家融为一体。但是,退出欧盟后,英国不得不在更加令人不快的外部世界谋生。讽刺的是,英国脱欧带来的为数不多的一个明显好处就是英国加入了亚太地区的贸易组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将要加入该协定,它的经济实力将占据主导地位。

有悖常理的是,未来英国标准可能与北京而非布鲁塞尔保持一致。或许这就是制定所谓的“中国战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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