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应该如何打破困局？

改革的重头戏是制度

马磊的师门QQ群在闪动，暑期又有学弟、学妹在群里晒出了旅行、美食的照片。他留意到，自从建群以来，还没见过大家在群里讨论过正经的学术问题。

李明阳指出，类似这样的现象折射出学生考研的动机——只是为了找个工作，而不是发自内心热爱学术。在他看来，这是造成学术训练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类学生对学术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反感。他们创新能力、主动性普遍偏差，对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制以及个人婚恋问题的热情远高于搞学术。“当遇到实习、实践机会与公务员、事业编考试或培训时间冲突的时候，他们通常以此为理由毫不犹豫拒绝导师的学术要求。”李明阳说。

因为他们很清楚，“硕士毕业学得再好，将来也不可能搞科研，既然知道学了没用，为什么要花时间努力？”而他们也代表了现实中考研的大多数。

动机与培养目标的矛盾，促使李明阳去思考制度层面的问题——针对不同需求，做不同的要求。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的分流已成为共识，在学术型硕士的基础上，分流能否再进一步？

他举例，就像英国高校设置的课程硕士，这类硕士生不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只是希望在本科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毕业时相当于达到硕士进修班的水平。课程硕士对学生不做论文要求，通过一年高强度的课程学习（多达1000多个学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导师指导下，获得一定的提高，毕业后走向非学术岗位，从而区别于真正有志于科研的研究生。

程方平也认为，要按照分类培养制定人才培养标准。硕士生教育在于培养基础的科研素养，不要盲目地拔高硕士生培养标准，动辄要求硕士生达到博士生水平。“不设门槛反而能够超过门槛，设了门槛反而变成了应付指标。”

通过行之有效、令人信服的制度，给学生自由探索的空间，是采访中专家们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制度改革不只是分类培养，还在于年限、评价等方面。

如今博士生毕业要求不超过8年的期限，一些高校还在不断压缩这一年限，如中国传媒大学将8年改为6年。在陈洪捷看来，“在制度上，要给真正有志于科研的人更多时间去完成充分的学术训练”。

他曾做过“中外博士生质量比较”的调研，从中发现一个问题——国外优秀的博士论文，其作者平均读博时间均比国内平均读博时间要长。“这意味着，优秀的论文与读博时间成正比。”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做法——很多导师提出，如果他们发现了一棵好苗子，会让博士生延期毕业，把论文做得更优秀；如果只是一般的博士生，他们会让学生准时毕业。“如果制度把时间限定太死，学生只能选择‘短平快’，丧失了提出难题的勇气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