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可能造成守成大国的“相对衰弱”。美国的崛起和对世界所造成的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外交等领域的垄断，是昔日叱咤风云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地位相对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过去40多年的持续发展，不仅经济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和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还成为全球发表科技论文和技术专利的第一或第二大国，在高铁、5G、移动通信和支付、电子商务、工业物联网、新材料、新能源、新基建等重要领域，已经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并跑者或领跑者。
尽管按人均计算的产出，中国还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在许多科技领域、教育领域和关键零部件领域，中国与世界最前沿的水平还有明显差距，但是，中国超大的人口、市场、人力资本、储蓄规模，却具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天然禀赋优势。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6%，中国的人口占比是18%。如果中国再经过15年的努力奋斗，每年以领先全球平均水平2至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就有可能进入全球初步发达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从根本上改写全球政治经济地缘结构，这是当前中国人民梦想并为之而奋斗的中期发展目标，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基础。
正因为中国崛起的勃勃雄心，正因为这一雄心正在强烈地撬动现有世界政治经济地缘结构，才使当今独霸世界的美国顾虑重重，一种现代“修昔底德陷阱”般的危机感，叠加于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排他主义的美国价值观之上，才促使了特朗普在两年多前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美贸易战争。甚至是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在美国超过600万人感染，20万人死亡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不顾本国人民性命安危，还要持续坚持贸易战，持续加码科技封锁的根本原因。
美国集全国之力，借助其对其它发达国家的影响力，动员几乎全球所有芯片及以芯片制造有关的跨国公司，对相关高科技企业，实施围追堵截，企图通过高压手段，阻止中国科技发展，使当今的外部科技创新环境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因此，中国科技发展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力量培育，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根本问题。如何通过构建国内科技经济大循环，实现内外循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将成为“十四五”规划所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我国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重大战略定位问题。
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用科技创新不断推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是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不断逼近世界前沿的必要条件，后者是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劳动密集型生产结构和国际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国际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需要现有技术更加广泛的应用和渗透，更需要“盲人区、无人区、好奇区”领域的大胆创新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