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哈佛大学教授，著有《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
当中国外长王毅最近呼吁重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时，一位白宫发言人回答说，在美国看来，美中关系是一种需要强势地位的激烈竞争关系。显然，乔·拜登总统的政府并不是简单地扭转特朗普的政策。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因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他们认为，美中关系正进入一个冲突期，由一个霸主对抗一个日益强大的挑战者。
我倒不那么悲观。在我看来，经济与生态上的相互依存降低了发生真正冷战的可能性，更不要说热战，原因是两国都具有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的动机。而同时，误判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有人认为存在一种“梦游”着走进灾难的危险，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
误判实力对比变化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例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时，他想要的是去平衡他以为的苏联威胁上升与美国日渐衰落。但尼克松所理解的衰落，其实是美国二战后被人为升高的全球产出份额回归正常。
尼克松宣称要多极化，随之而来的却是20年后的苏联解体和美国的单极时刻。今天，一些中国分析人士低估美国的韧性，预测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同样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危险的误判。
美国人高估或低估中国的实力同样是危险的，而且美国存在着出于经济和政治动机做这两种事情的团体。按美元计，中国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2/3，然而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代的某个时候超过美国，它取决于人们对中美两国增长率的假设。
美国领导人会在允许两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的情况下认可这种变化吗？还是会屈服于恐惧？中国会更加冒险吗？还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学着在力量分配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携手创造全球公共品？
记得修昔底德把最终撕裂古希腊世界的战争归因于两点：新势力的崛起，以及守成势力对这种崛起的恐惧。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同样重要。美中两国必须避免过度放大可能导致新冷战或热战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