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现在在新增长上面，我们追求的不是速度，而是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增长要用绿色增长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如“碳达峰”、“碳中和”问题；我们还要在增长过程中实现共享，我们要解决城乡差距、东中西部的差距，这些都要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GDP的实际增速会比增长潜力要慢一点。

到现在，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8%，中国的人口也占全世界的18%多一点。所以，当我们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要翻一番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如果我们有8%的潜力，只要实现6%左右的增长，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就可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2020年我们的人均GDP应该是11000美元多一些。这样一来，“十四五”规划跟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所提出的，让我们的GDP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这样一个目标就能够实现。

并且，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14535美元，如果我们的人均GDP达到23000美元，应该可以讲中国就是中等水平的高收入国家了。这当然是我们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要做哪些改革？

怎样把可能变成现实，实现2021-2035年平均每年6%左右的增长，以及2036年至2049年、2050年平均每年4%左右的增长？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认清我们自己的潜力，同时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深化开放。我现在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增长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前面讲，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我们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后来者优势，在传统产业上面，我们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处于追赶阶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后来者优势；而在新经济方面，新的产业革命上面，我们有换道超车的优势。

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要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在新结构经济学里面有很多论证，需要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两只手同时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根据这个原则来看，我们现在国内实际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有哪些？政府要有为的又是在什么地方？

激励机制

一方面是产业升级中要给申请者激励，要帮申请者克服一些软硬基础设施的不足，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尤其中国的转型是采取一种渐进的双轨的——开始的时候是老人老办法，继续给它保护补贴，新人新办法，放开准入，政府招商引资，设立工业园区，因势利导把它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