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破而后立”

仅从理念上看，相比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美国优先”，拜登“始于国内”的“中产阶级外交”似乎少了一些“雄心壮志”，多了一丝克制。这种理念试图通过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断外交的成功与否——能否令美国中产阶层更加繁荣、团结和安全。在执政百日的这段“窗口期”里，拜登及其团队尝试把这种理念投射到多个具体议题上，努力诠释出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特质。

首先，强调重塑美国海外竞争力的起点是提振自身力量，而非全力打压对手。在执政的前三个月，特朗普和拜登均密集签署各类行政令，其中不乏“重磅炸弹”。不同的是，前者以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改革路线为开端，将大量精力用于修建边境墙、反恐和缉毒等安全议题，为任期内的“堡垒思维”定下基调；后者以抗疫和经济复苏为契机，为美国产品、创新研发及供应链等国家权力要素“保驾护航”，通过总额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2.25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以及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给美国工薪家庭递去“定心丸”。

其次，认为夯实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方式应是拥抱盟友，而非单打独斗。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张主动卸掉美国承担的“过度责任”，收缩以往散布于全球的资源和精力。在该主张指引下，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先后与盟友们闹掰，在实现“价值积累”的同时造成“价值观缺失”。根据“卡耐基报告”的观点，这种模式会令美国的盟友们选择在中美两国之间玩弄对冲和避险，最终将把有利于美国民众的“主导性优势”消耗殆尽。正因为此，拜登政府外交团队在参与西方七国集团、美日印澳四方合作等各类机制时，开始将多边主义和意识形态因素重新注入议程，尽力实现从“美国优先”到“民主优先”的过渡。

最后，主张提升美国国际领导力的路径是参与治理，而非“高高挂起”。在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政策面前，任何与美国无关或低相关性的全球议题均会遭到漠视，阻碍美国摄取利益的实体则将受到单边制裁。一旦认定某个多边机制“于己不利”，特朗普总会不遗余力地主动退出。拜登则多次表示，放弃参与多边机制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拜登政府一就职，便走上“回归之路”，包括宣布恢复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并宣布加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重返伊核谈判、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等，以重拾全球化规则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