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正面临着持久分裂的危险，一边是美国及其盟友，另一边则是中国与它的伙伴。正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上个月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活动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结果极不可取，而美国必须与中国携手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然而，话音刚落，耶伦却又主张采取一些可能会挫败这种努力的行动。
在耶伦看来，美国应该加深与那些“坚定遵守一套关于如何在全球经济中作为以及如何运行全球经济体系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在她眼中挑选“致力于一套核心价值观和原则”的伙伴，是在重要问题上开展有效合作的关键。
但是，那些拥有不同价值观和原则的国家该何去何从呢？如果各国只跟那些有同样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国家公开交往，那么全球体制架构还如何生存？如果西方将中国这样的大国排除在它们的多边安排之外，中国除了带头采取替代性措施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一个更好的对华方针，应该基于三个关键考虑：首先，将中国排除在外，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多边主义。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体系之一，资产相当于它GDP的近470%，同时其国民储蓄总额相当于GDP的45%，也同样颇为庞大。
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款国，并对各个多边金融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且不仅限于那些由西方建立和领导的机构。事实上，正是有这是第二个考虑因素，中国已经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承担了重要角色，既是机构成员，也是建设者。
近年来中国牵头创建了两家新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设立目的，都是为了给国际金融架构提供补充，以此证明中国可以领导机构，扮演开发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并在美国及其盟友建立的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现有的体系一直都有负于中国。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投票份额为6.1%，略低于日本的6.2%，远低于美国的16.5%。三个国家在世界银行的份额分别是5.4%、7.28%和15.5%。这显然与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称，然而，改革的步伐却一直相当缓慢，尤其是遭到了美国的阻挠。耶伦在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代化的必要性时，也对这一点避而不谈。
这让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理由考虑其他选项，包括将其领导的机构与现有多边体系脱钩并创建新机构。这会导致全球金融安全网发生分裂，致使其反应能力、可预测性和包容性变差，并因此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国家面临系统性风险。
而第三个塑造西方对华应对手法的考虑因素，则是最棘手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或者说中国的目标和动机，与七国集团成员国迥然不同。这是西方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耶伦等官员主张那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更容易打交道的一个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