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雯：我完全理解大家有这种看法，但是很明显一些人不了解香港土地问题的真正根源。仅仅看数字是这样的，把几大发展商手里的农地加起来算一下能建多少住宅，很容易就能得出这个结论。但如果深入去看，就会发现一个新问题：如果手中的土地开发后，第二天起床就能卖价钱，干嘛还要“囤地”“晒太阳”？
第一，香港的土地要拿出来建房子，首先要把“生地”变成“熟地”，就是把一块土地变为可以用来建房子的地。这个过程很复杂，首先土地的业权要统一，比如手里有1000公顷的土地，但却是这边有100公顷，那边有100公顷……这些区块里有很多“洞”，有的是某人的丁屋，有的是某家的祖堂地，有的是工业用地。很多土地发展商手里的土地是“破碎”的，要统一业权非常难，就好像拼图一样。如新界有很多祖堂地，收购是非常复杂的，需要这个家族全部子孙同意才能卖。但有些后代早已联系不上，就成了死结。
第二，即使拿到土地业权把“拼图”拼好，还得改规划。比如政府的规划里，绿地、农地都不能拿来建设。改规划的过程少则七八年，动辄10年。
香港经历过这么多年，条例法规越来越臃肿。如《城市规划条例》，每个阶段都要公众咨询，当公众提出疑问或反对意见时，就要处理完才能往下一步走。我们当初觉得这非常民主，可是当这种参与发展到一个时期，面临社会撕裂或者有人什么都要投反对票的时候，是没法往下走的。更何况，香港的各种条例归不同的政府部门管，如规划署、路政署、渠务署、环保署等，要推进一件土地供应，需要这么多部门协调。
环球时报：那么，快速推进土地供应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洪雯：有办法。前两天我刚刚参观了一个过渡性房屋住宅项目，因为现在公屋轮候要很多年，那个项目就把一些政府或私人发展商暂时没有改化成功的闲置土地，用快速方法建立一些供底层人士暂时改善的住房。租金价格比套房至少便宜一半，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另一个例子是深港边界的河套地区，那块地从回归后就一直发展不起来，但疫情下要建一个方舱医院，不到两个月就建起来了。因为特区政府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为中央支援提供法律基础。
可以看出，香港大幅度提升行政效率是有可能的。比如《收回土地条例》是否能改成80%的后代同意就能收购呢？这不是剥夺公众权利，而是简化，让公众的权利得到保障的同时兼顾效率。
给予非精英阶层“向上游”的机会
环球时报：作为一名立法会议员，您对特区政府有哪些期望？
洪雯：我认为，未来的特区政府要“适度有为”，不能再用过往“小政府”的思维看今日全球的竞争格局。这不是企业在市场上去摸索就能够应对的，不然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劏房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