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外交部8月5日宣布了八项对美反制措施。其中前三项涉及取消中美两国军方的磋商交流机制。这三项军事层面的机制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是如何运行的，这三项反制措施传达出中方什么样的态度，取消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影响。观察者网就这些问题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专家，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老师进行了交流。
观察者网：8月5日，外交部宣布对美采取8项反制措施，包含了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三项涉及军事层面的措施。
您能否向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此次被取消的三项沟通机制原先究竟是怎样运行的、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外交部宣布对美采取8项反制措施（图源：外交部网站截图）
周波：这次取消的三个机制在时代背景和主要目标上各有不同：
1998年，中美两国国防部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这是中美两军磋商机制中历史最久的一项，分为年度会晤、专门会晤和工作组会晤三个层级。之所以建立该机制，是由于美国常年对中国进行高强度、大范围的军舰和飞机侦察，而中方对此当然不能坐视不管，所以极易发生摩擦，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就是此类摩擦的一个典型例子。中美双方建立起军事层面的日常沟通机制，正是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这一沟通机制当然有益，但是从效果上看，成效有限。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不同：
我们中国谈的是战略性问题，而美国谈的仅仅是战术性的问题，例如美方经常说“中方飞机和军舰上次靠我们很近，威胁到我方飞机和军舰安全”；而中方认为“美国应该减少直至取消针对中国的敌意的海空侦察。”换言之，在中方看来，美方的诉求实际上相当于在前来对中方进行挑衅、侦察的同时要求中方保证其安全，实属无理要求。
因此，由于双方理念的差异，中美海上安全磋商机制成立十几年来，始终在“原地打转”。我自己曾经带队去五角大楼谈判美国舰机侦察的法律地位，双方都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公约在许多地方是模糊的，可以灵活解读的，而国家利益则是清晰的，所以双方很难形成有效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