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报》：最近，您在参加国际专家讨论会时提到，“目前的冷战不会是一场正面战争，而是一场多方位的不对称战争，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作准备？
亚历山大·戴金：第一次冷战是一场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的战争。当时，我们与美国几乎不存在经济层面的关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根本不存在经济关系，中国志愿军还在朝鲜战争前线作战。
而如今，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额接近1.5万亿美元。美国正在减少财政部的债券储备，但持有中国债券的规模仍有近1万亿美元。因此，中国人不会与美国切断经济关系，美国人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威胁到两国的经济福祉。
意识形态战争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体现地最为明显。在第一次冷战中，我们坚持无神论立场。今天，我们不再坚持这种立场了，我们各国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分裂世界中的分裂社会
《俄罗斯报》：您还提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但这种不平等在国家内部也在加剧，经济、环境、数字、疫苗等方面都存在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说，一个分裂的世界中的分裂社会是现代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
亚历山大·戴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不断减少，但印度国内的不平等性在增长，中国自1980年起也开始增长。虽然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直在减少，但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
如果我们谈论西方社会，自1960年代初以来存在的社会契约正面临着崩溃。这种社会契约的含义非常简单：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生活得更好，孩子们比他们的父母更成功。而今天，它已经不起作用了。
有这样一个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指数一直在下降。这表明，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日益繁荣基础上的社会契约的命数已尽，而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进程。在农业方面，个人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达两到三倍。在工业领域，则达五到十倍。而在数字经济、创意经济中，这种差距可以达到数百倍，相应地，人们的补偿金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样的差距和不平等引发了许多事件，也包括国家内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