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数万人聚集在布拉格街头抗议能源价格飙升。图自美联社
《俄罗斯报》：在一次采访中，您说，鉴于目前的新局势，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将其分为核心资产和非核心资产，这么做对俄罗斯是有利的。您说的“核心”和“非核心”是什么意思？
亚历山大·戴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外交政策的焦点放在横向维度上：东方与西方的对抗。形象地讲，就是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1990年的《巴黎宪章》，关于欧洲没有矛盾的优美措辞，这一切都像是乌托邦，就像“欧洲共同家园”。因此，今天波罗的海国家与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一起，重新唤起了百年前的比尔苏斯基构想，即在俄罗斯周围建立一条防线。这些国家影响着欧洲老牌国家的政策，如德国和法国。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对俄罗斯而言，没有比波罗的海三国更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了。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在这些国家的每个首都设立大使馆，还是在里加设立大使馆，在塔林和维尔纽斯设立领事馆就足够了？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在里斯本设立大使馆，还是在马德里设立大使馆和在里斯本设立领事馆就足够了？
外交政策资产不是无限的，我主要指的是人力资源——高素质的外交人员。在我看来，现在应该把这样的外交资产投入“后苏联空间”。让我们把核心资产和非核心资产分开。
《俄罗斯报》：“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罗斯仍然十分警惕。我们可以从那些宁愿与俄罗斯保持距离的某些邻国身上看到这一点。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接受了俄罗斯的帮助，但不能说他们对俄罗斯充满了感激之情。
亚历山大·戴金：您所说的感激之情在与共有花园的邻居关系中是可能存在的。在政治上，感激之情是一种罕见的东西。但你的话恰恰证实了我所说的话，我们是后知后觉的，我来给你举个例子。
1968年底，在著名的八月事件之后，苏联科学院内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所。直到2014年底，我才在这个研究所创建了一个后苏联空间研究中心。但对我们来说，提早与前苏联各共和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重要的，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不是事后再去敲他们已经紧闭的大门。
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后苏联空间研究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的首批任务之一就是分析乌克兰高中学生的文学和历史教科书。通过简单的频率分析法得出，乌克兰的反俄趋势在1997-1998年开始迅速增长，但我们直到2014年才发现这一点。我们先前没有研究过乌克兰社会，也没有研究乌克兰青年。我们本可以邀请乌克兰教师来这里，与他们举行一些研讨会，寻找可以相互协作的领域，但我们并没有做到。我们曾尝试过与乌克兰在商业层面、高层互动层面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