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100年前，在武昌城头打响第一枪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催生共和，丰碑永驻。本报今起开设“辛亥革命回眸”和“历史的昭示”专栏，寻访百年辛亥纪念地和有关人物，重温背后的故事和精神，进而揭示中国从辛亥革命走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以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911年10月10日晚，江城武昌。在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起义士兵用一支普通的“汉阳造”步枪，射出了一颗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子弹。这惊世骇俗的“第一枪”，划破了沉闷的夜空，引发了对大清帝国的最后致命一击——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开启“共和之门”的武昌辛亥首义。
100年后的今天，蛇山脚下，黄鹤楼东，一座红墙红瓦的两层西式楼房静静伫立。这就是当年湖北军政府旧址所在地，武汉当地人称它为“红楼”。眼下，辛亥革命纪念馆正在重新装修，故而大门紧闭，但还是有不少群众在门外拍照留念。
当年，湖北新军的枪声在武昌城骤然响起时，几乎没有多少人会预料到这枪声将会在历史的坐标上刻下永恒的印记：埋葬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开辟一个民主共和的新时代。
那些改写历史的大事件，时常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武昌起义爆发犹如平地惊雷，起义新军一夜苦战，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第二天一早，在汉口租界区沿江堤岸上，英、法、日、德、俄等国的外交官们用望远镜眺望对岸武昌城情况。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蛇山上的警钟楼顶端，原本象征清政府的黄龙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高高飘扬的九角十八星旗，这是革命军的旗帜。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说，大清帝国是一具用丝绸包裹起来的木乃伊，看似华丽，但体内血液循环实际已经停止了。武昌起义就是最后的致命一击，让它魂飞魄散，形神俱灭。
这致命的一击，多少带有一种偶然性和猝发性。起义前，革命领导人之一的孙武在研制炸弹时发生意外，爆炸引来巡捕搜查，起义机密泄露，大清帝国军警按照名单展开搜捕，起义高层领导人或亡、或伤、或逃。“与其等死，不如拼死一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被迫提前起义。
百年之后，当人们回望辛亥革命的历史时，一些人因此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成功是偶然的。对此，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金冲及提出，历史的发展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总由当时的客观大趋势所决定。这就是必然性。至于某些重大事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怎样发生，又有着偶然性。必然性总以偶然性作为它的补充和表现形式。
“偶然现象的背后，蕴藏着必然的规律。”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说，武昌起义的胜利，绝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武昌首义爆发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了10多次武装起义，主要还是以留学生和会党为骨干力量，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因此星星之火迅速被清廷扑灭，皆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终。就在武昌首义5个多月前，广州黄花岗起义惨败，100多名革命志士英勇捐躯，孙中山扼腕痛惜曰：“吾党精华，付之一炬。”而湖北革命党则把重点放在了对湖北新军的渗透上，他们把这叫“抬营主义”，也就是把新军成建制地从清朝方面抬到革命党方面来，此一进程发端于1903年。
在今天的武昌昙华林一带，还存留有不少北欧建筑风格的老房子。当年，吴禄贞、蓝天蔚等革命党人经常在此聚会，纵论革命形势，提出了“抬营主义”，到新军中去运动。“吴禄贞认为，在新军基层发展势力，要慢火炖猪蹄，让火先从底下烧起来，一旦举事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特意从澳门赶到武汉参加黄埔论坛的吴禄贞的侄孙女吴厚悌说，这一创造性的思想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湖北新军有一镇（相当于师）一协（相当于旅）的兵力，战斗力仅次于被称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他们都是由张之洞一手创建的。”冯天瑜说，经过8年深入细致的工作，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夕，湖北新军16000人中，支持革命的占1／3，同情的占1／3，真正顽固不化、效忠清廷的只剩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