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组织是美国社会的基本内容。组织者的职责不是迫使人群去做什么，也无需领导他们。他应当使人们：第一，认识到面临的问题；第二，承认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必要性；第三，自我组织起来。组织的必要条件是共性，即考虑到所有人的意见。上世纪30年代芝加哥的工会运动思想家阿林斯基写道，组织者的任务是将人群的潜在冲突转变成一致对外的行动，以谋求共同目标。
“社区组织者”的工作经历为奥巴马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针，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活动的政治基础，将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作为实现改革的手段。他邀请曾激烈反对他的希拉里任国务卿的做法则是这一方式的鲜明体现。奥巴马宣布他将寻找与共和党的共同目标，尽管该党的部分人士几乎将他视为异教徒。他的对外政策也是如此，避免过多的对峙和提出各方都希望解决的问题。
记者约克研究了奥巴马在芝加哥的工作经历。他写道：“奥巴马能够不按常理去考虑如何组织人们，而不是考虑为什么要组织他们。大家能够很好地理解他。许多人说，他鼓励他们改变生活。他们成为与他志同道合的伙伴，愿意相信他，支持他的事业。”
国际舞台不断受挫
奥巴马严谨的理念在国际舞台上无法落实。他在2009年的一连串纲领性讲话（在伊斯坦布尔、开罗、布拉格、莫斯科等等）本应为和平、稳定和团结创造条件，但好像并没有效果。“社区组织”的策略帮助他改善了芝加哥黑人社区的住房条件，但在国际政治中这一套并不适用，国际政治的实质是国家利益的竞争和冲突。
奥巴马的调解和协商努力是十分真诚的，但在国际秩序分崩离析的情况下，他的努力不断受挫，往往会适得其反。白宫的一名官员在谈到阿富汗问题时抱怨说，与最高统帅一起很难制定一个取得战争胜利的战略，因为他实际上根本不愿意打仗。2009年12月他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说： “在美国，有两种人一直在辩论，一种人自称是现实主义者，另一种人自称是理想主义者，辩论反映出必须要在狭隘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没完没了地培植自己的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我反对这种选择。”不想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的方针模糊不清，这导致奥巴马不仅不能完成两场遗留给他的战争，而且还违反其意愿又陷入了第三场战争——毫无意义且十分奇怪的利比亚战争。
奥巴马在国内试图让盟友和对手协商一致，导致双方的极端化。正是在种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上茶党运动产生并得到发展，它对2010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产生了影响，对议员行为的影响非常大。
生不逢时难有作为
奥巴马很有可能作为一个没能实现期待的人物载入史册。他很敏感，相当能干，明白世界必然会变，美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他很有才能，很可能去争取连任。
他的问题主要是生不逢时。全民对关键问题认识一致才是胜利的保证。如今协商已经不可能。旧的世界政治和社会经济格局已经开始瓦解。在这个阶段，所有矛盾急剧尖锐化，传统的手段已不再起作用，只会引发更大的恐惧、侵略性和执迷不悟，许多人固执地坚持正在消失的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如不发生比2008-2009年更大更全面的危机，或许也还勉强能挺过去，然后再在新的基础上开始重建。届时，美国需要一位类似奥巴马的领导者，更强有力，更明确，且更坚定不移。
奥巴马在50岁前夕说：“我将继续战斗，因为与整个国家所认为的我国应处的位置相比，华盛顿远远地落后了。”他错了。无论华盛顿还是整个国家都不知道美国应处于什么位置。因此他的战斗将如同堂·吉诃德与磨坊风车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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