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的“温州之痛”，日本《读卖新闻》本月中旬的报道说，“老板跑路”表明温州商业环境内部已出现“信心裂缝”。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最新评论说，对于曾经在商品和资本市场上发挥巨大能量的温州商业势力来说，现在资本对于他们已经成为缺乏的资源，难以进行信贷活动，又遭遇到产品出口的瓶颈，这让温州商人感到 “脖子被勒住了”。一些日本经济学家认为，在成本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工业必定需要升级，因而温州的发展模式也必须面临“转型之痛”。
日本金融商业精英研究会研究员川村昭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不少日本研究者的观点是，温州成长模式代表了中国民间商业经济的普遍模式，但“不是能够长久坚持的模式”，在资本尚充裕的情况下，温州的转型选择很多，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充实自身知识产权能力和完善自身的产品国际美誉度都是必要的选择。
川村昭夫认为，目前以对外贸易加工为主的中国沿海民营经济正处于重新整合资源、调整利润取得方式的时期，但它们不得不在脆弱的状态下“迈过几道坎”，即克服成本上涨、信贷紧缩、出口受阻和汇率风险，这几道坎让温州商业的转型面临很大挑战。川村昭夫说：“从资本规模和市场前景上，温州并非处于绝境，目前商业信心衰退才是最让人担忧的。”
温州危机不代表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15日分析说，温州在过去30年里的发展变化，如同美国经济在上世纪的翻版。比如，如今美国对本土劳工的需求量越来越少，而温州一些企业也出现“劳工荒”，都是因为劳工的工资要求越来越高。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温州的成功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能源还有庞大的海外消费需求，而这一切现在都在迅速消退。
曾多次前往温州调研的英国牛津分析研究院中国金融问题研究专家威尼萨·罗斯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类似的情况，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早已有之，当时很多民间投资者都是因为某个产业迅速由盛及衰，来不及撤资而不得不破产，商人逃到国外避债。但罗斯认为，温州眼下遭遇的大问题是全球消费市场萎缩，这个阶段或许要历时多年才能有所起色，对中国来说，中国人在无力改变世界格局的情况下，不如扩大内需，把经济较落后的西部、市场较闭塞的中部地区看成突破口，寻找创造类似“温州神话”的新地区。但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则认为，中国制造业布局不会很快出现大调整，对已形成完整的产供销链条的制造企业来说，想要搬出温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加拿大《环球邮报》10日刊文称，“温州之痛”的根源不在于资金缺乏，事实上温州民间融资始终兴旺、活跃，症结在于大量资金不再投入实体经济，而是根据“逐利原则“被投放到房地产等领域，因为民间信贷利息很高，投入实体经济根本无法获得满意的回报率。文章评论说，官方援助温州民企存在一个最大难点，即如何确保这些初衷在于扶持当地危机四伏的制造业的资金不会被谋求最大利益的受援者转而继续用于投机和制造泡沫。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分析“温州之痛”时说，“原因之一是真正的中国企业家很难通过银行等正式渠道贷款，因为这些银行更愿意向国有企业贷款”，“每个人都在问，随着政府持续打压通胀和房地产业，温州的状况是否预示着中国信贷市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类似议论还有很多。比如德国《世界报》15日以“金融崩溃绊倒温州”为题报道说，如果“温州危机”在中国带来“滚雪球效应”，其规模之大会让希腊债务危机相比之下成为“小事一桩”。文章担心，温州个别企业家破产“必将整个中国拖进深渊”。
英国《金融时报》香港分社前任社长拉胡尔·雅各布近日撰文称，过去几周，海内外都将目光集中于“跑路”和自杀的温州倒霉企业家身上，但他认为，随着出口订单下降和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商业环境变得艰难，个别商人跳楼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状况严重恶化，“温州和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仍有大量业务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