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军队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美国在1947年通过《国家安全法》、1949年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剥夺了三大军种部的内阁部地位，实现了三军政令统一。1958年通过的《国防部改组法》，建立了清晰明确的作战指挥链，实现了军政、军令分离，进而剥夺了军种部的指挥权。这些改革为美国战略管理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已建立起了一套科学、成熟的“标准化”管理模式，为军队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麦克纳马拉上台后，开始全面推行PPBS改革，构建了一个由“规划”、“计划”和“预算”三大阶段组成的“标准化”、“系统化”和“动态化”管理流程，将长远规划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和军费预算编制三部分工作融为一体，通过效费比分析对各环节的决策方案进行通盘考量和论证，使美国军事战略、军费预算、部队需求和武器研制生产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从而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体现了效率原则，保持了国防建设资源投入的科学性和连续性。
尽管后来拉姆斯菲尔德推行了PPBE改革，但却基本沿用PPBS以规划计划确定资源投向投量、由战略需求到作战需求、再到能力需求、最后到资源需求的需求生成模式。一是以规划计划确定资源的投向投量。主要路径是：总统每四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据此，国防部长每四年向国会提交《国防战略报告》和《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参联会主席根据以上三个报告，每两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联合参谋部按照军事战略要求，牵头制定《战略规划指南》、《联合规划文件》；国防部长办公厅牵头制定《联合项目指南》，为各军种制订规划计划提供宏观指导。这几份报告形成了一定阶段内由战略需求到资源需求的生成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