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百万大裁军，并没有根本改变陆军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军队的苏式体系色彩也没有太大改变。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国周边和国际环境总体处于和平状态，中国军方没有强烈动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至于这种军事作战思想和指挥、管理体系长期延续下来。但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和周边安全形势的日趋紧张，大规模军事改革和军队重组已经势在必行。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四总部”制和七大军区就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军委下的15个职能部门，以及重新划分的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以及像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这样的新兵种。这些变化并非简单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涉及中央军委领导和指挥体系的根本变化，以及突出非陆军作战能力和战区、兵种及总部部门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

文章称，与军区相比，战区强调的是一个“战”字，即在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原则下做好打仗的准备，以应对来自不同方位的军事威胁与入侵。各战区指挥官的背景可以来自陆军，也可以来自海军或空军等其他兵种，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袁誉柏即为海军中将。各战区均为多军兵种融合，基本均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原来的军区臂章只有陆军元素，而如今战区的臂章上则融合了海、陆、空、导弹等多个元素。

多管齐下提升作战能力

文章称，军改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方面是军民融合体系的打造，目的在于提升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2017年成立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目的在于促进军事和民用产业的融合，在国防工业中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机制，制造出尖端的武器和装备。

从美国经验来看，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工业巨头，都深度参与美国国防工业和兵器制造，实现了军民技术两用和工业水平的整体提升。军民融合发展还有助于减少采购的腐败和低水平的制造，提高军费使用的效率。

文章称，在制度建设方面，军改提升了军纪委和军队政法委的地位，使其能够独立地实行军纪和军法检查，以减少军队腐败。在提拔将领的过程中，军官的作战能力和其他业务能力成为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