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美之间是否依然有存在共同战略话语的可能，使两国有可能为双边关系的未来设定概念参数？作为一种概念，战略接触暗含一系列相互义务。美国现在认为，中国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些义务。但是，在缺少新规则或者共同的概念框架管控双边关系的情况下，该如何及时防止(两国)从战略竞争滑向脱钩、遏制、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如果历史可以借鉴，这样的滑动之快，可能超乎任何后现代政治家的预期。1914年夏天一件小事引发的局势升级令人警醒，当然核时代的战略算计也在修正传统历史经验。
第四，如果美国的战略规划者正在考虑，对华战略竞争可能演变成全面遏制、全方位经济脱钩，甚至第二次“冷战”，那么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乔治·凯南的理论。凯南认为若遏制得当，苏联最终可能会因为内部压力解体。然而，如果认为中国在同样的遏制政策下最终会因内部矛盾而瓦解，则是夸张的假定。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恢复力、从美国其他敌人那里获得能源的能力、管控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及各种新技术提供的新潜力，中国不会垮掉。
第五，美国已经确信日益崛起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对民主资本主义(不管是保守、自由还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理念挑战？苏联曾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阵营。但有证据表明中国在第三世界如法炮制吗？
第六，我们看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以及贷款和援助对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项目作出金融承诺与支持，美国准备提供类似的金融承诺与支持进行战略反制吗？上周美国对世行增资的支持是一个受欢迎的进展，但增资额度与“一带一路”的规模相形见绌。
第七，除了优惠金融和贷款援助，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美国如何与中国在亚欧的贸易和投资体量进行竞争。鉴于中国在亚太和欧洲已经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也具有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引力)，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将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在上述地区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