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精英集团内部意识形态化的思维纷争带来了重大政治影响，很多实际问题被转化为意识形态争辩，消耗了极大精力。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清教徒国家，清教徒殖民主义留给美国的一项重要“遗产”是极力把任何政治和政策分化转化为“道德争辩”。这种在政策之争中引入道德争辩的情况，实际上影响了许多领域改革的推进和问题的解决，比如在医疗改革、枪支管控等领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奥巴马医改本来针对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明明拿出证据证明改革可以帮助3000万没有任何医保的美国人摆脱困扰就应该在社会层面拥有充分合理性，但是医改反对者偏要把这个社会问题意识形态化，比如这个决定有没有违宪，有没有侵犯他人的选择权等等。而在中国，评价官员的标准之一是看绩效，一个地方的主要负责人必须要拿出数字来说明自己的工作成效：实际改造了多少棚户区，使多少群众脱贫等。在西方政治体系中，政治人物常常看起来在与各界别“接触”，貌似广泛倾听意见，但实际并不是与各类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事物”接触，而是与那些支持他们观点的“人物”接触，并借助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发表他们的观点，原因很简单，“道德争辩”的失败距离政策的失败与政治权力的丧失只有咫尺之遥。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领导层每年都会在各地、各领域展开广泛调研活动，这些直接的调查研究与经验构成了他们参与和作出重大决策的基础，不会因为一些社会思潮或舆论环境的“风吹草动”而改变计划和决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总体上没有被无休止的意识形态争论所消耗和贻误。(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