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学者网站6月22日发表题为《戴维·布罗菲谈澳大利亚“中国恐慌”的替代品》的报道。报道指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澳大利亚政治精英的共识迅速转变。悉尼大学中国现代史高级讲师戴维·布罗菲在接受外交学者网站记者采访时谈及澳大利亚围绕中国的公开辩论出现鹰派倾向的原因，及其对澳大利亚华人产生的后果。全文摘编如下：
记者问：澳大利亚专家和决策者对中国看法的负面转变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类似，尤其是在时机方面。您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对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趋势，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政治和文化动态？
布罗菲答：显然一直在进行对话，但我并不认为澳大利亚的立场直接反映了美国的趋势。在华盛顿表示希望通过“转向亚洲”战略对抗北京之后，澳大利亚仍乐于继续从对华关系中获益。我认为，澳大利亚作出这一转变更多地是为了回应一种随着特朗普当选产生的看法，即面对中国崛起，美国要么不愿、要么无力维持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我没有过多地利用文化来解释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但显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合理的，即如果中国不是一个我们长期妖魔化的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对中国态度是否可能出现如此迅速的转变？如今，鹰派外交政策和国内种族主义无疑存在于危险的共生关系中。在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将澳大利亚华人看作第五纵队的偏执与同样长期将亚洲人看作危险疾病携带者的理念，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现在有自己生命的有毒混合物。
问：您对目前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公开讨论深感忧虑。您的主要担忧是什么？
答：我的动机很简单：澳大利亚正在推行的政策使其公民不那么安全，置我们的公民自由于危险之中，并且正在煽动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仅凭这些事实就应该促使我们大家寻求当前事态发展方向的替代品。但增强军力和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偏执并不能成为替代品。
“中国干涉论”只是借口
问：从政党政治到大学校园，澳大利亚安全评论一直被来自所谓“中国政府的‘外国干涉’威胁”所占据，这成为通过新法律和增强澳大利亚安全机构权力的借口。您认为这种威胁是作出回应的理由吗？您观察到的一些负面影响是什么？
答：不，我认为这个领域的很多说法是夸大其词，经不起推敲。我对媒体经常没有审慎调查或者不在乎这可能对澳大利亚华人产生的影响就传播站不住脚说法的方式持批评态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与架构有关。过度以权谋私或腐败事件反映出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而不是源自中国的独特挑战。各种各样的外国游说团体只是可能破坏决策的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些。现在的挑战不是通过授权澳大利亚秘密安全机构来保护该体系，而是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来使该体系更加民主。迄今为止，澳大利亚采取的措施在这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却污蔑了寻求行使民主权利的澳大利亚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