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耕耘更利于“创造”而不仅仅是“革新”的土壤

　　“您的PPT能不能给我拷贝一份？”俞鸿儒讲党课时，“课堂”上一直很安静。到了讨论环节，气氛热烈起来。提出这个请求的是陈佳洱，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原校长。 “俞先生的讲话发人深省。我想让北大的新班子也学习学习。北大要办出特色，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大学千校一面的局面要改变。”

　　陈佳洱说，为什么会千校一面，根本原因是评价机制有问题。现在的大学排名，大多强调被国际检索的论文(SCI或EI)的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IF)等表观的、量化的指标。其实我们SCI、EI的总量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但实际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博士生没有两篇文章就不能毕业，搞得他们什么能发文章做什么，成了国外学界看不起的Paper Machine(文章机器)。这个是大大害人。”这位同样在钱学森身边工作过的78岁老人有些激动。

　　他认为，在对科研人员或者研究单位进行评价时，应该看其有没有创新的思路，对相关学科的发展有多大的带动，对满足社会的需求有何种推动；看他们在研究工作中培养了多少年轻人；还要看他们跟相关单位的合作如何，对合作单位的发展有哪些贡献。

　　汲培文接着陈佳洱的话说：“要提高创造能力，我觉得需要三方面的努力，缺一不可：一个是科学家自己怎么做；一个是管理部门怎么支持；第三是评价体系怎么跟上去。”

　　汲培文介绍说，科学基金秉承的是“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原则。考虑到申请项目过程中，有些新思想一开始不容易被评委们接受，基金委还设立了“非共识项目”，支持探索性较强、风险性较大的创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常进的项目一开始评审没有通过，基金委按照非共识项目给予了一定支持，后来越做越好，找到了暗物质粒子湮灭的可能证据，还被为2008年度世界物理学领域重大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