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某些国家还延续着冷战思维，一直把我们当做一个潜在对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去做一个东郭先生，行吗？我觉得这不行，你也必须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所以我一直都说：敢战方能言和，有备才能无患。这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证法。

但是有些人他连这个也不认可，就认为你军队就不要再说打仗的事了，再说备战就是冷战思维。还有的人是泛和平主义思想，太平盛世，什么问题全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再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甚至可以“以土地换和平”。有些人认为，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已经过时，战争再也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了，你只要提打仗就是好战。我希望抱有这些思想的人，再重温一下二战史，从中会有所警悟。

关于“红二代”

北青报：“红二代”也是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说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深受父辈的影响，而且具有天然的使命感。这个也是人们注意到的你的一个特点。你曾说过在性格等方面受父亲影响很深。从你的父亲履历来看，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时间似乎还算是比较短的，这是不是让你得以在军队里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

罗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红二代”的，如果说真有“红二代”的话，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泛红二代”，凡是拥护红色政权的人的后代，都是“红二代”，包括王进喜、时传祥这样老劳模的后代。

至于我的经历，你可能有一种误解，其实我父亲在“文革”中一直是受冲击的，但他因为从事的工作比较特殊，所以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他在业务上的领导地位基本没中断，但在运动中还是受冲击的，运动初期就被打为“黑孔(原调查部部长孔原)集团黑干将”遭关押，后来又被康生打为“反革命集团”。四五运动的时候，我大哥大嫂都被抓进去了，我父亲身心受到重创，腹水8公斤，在北京医院报了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