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牺牲中国利益取向，不能以互利共赢理念处理对华关系。一战后，威尔逊政府罔顾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利益，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给日本。在二战行将接近尾声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竟在不告知中国前提下同意苏联提出的拥有中国东北各项特权的要求。当前，美国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于不顾，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偏袒日本，破坏东亚稳定秩序得以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在外交领域反复牺牲中国利益的同时，不断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国共全面内战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全力卷入中国内政的恶果。中国对美国牺牲中国利益与干涉中国内政的倾向不得不始终保持警觉。
第四，当前中美需要重新界定彼此合作的战略基础。自1972年以来，保持中美合作关系稳定的核心支柱始终是有变化的。冷战时期是苏联威胁，冷战后一段时期内是经贸与反恐。战略合作支柱的变化没有影响到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格局。当前中美关系再次处于承上启下关键转折时期，战略合作基础越来越模糊。双方应以共同利益而不是共同威胁来界定彼此深层次合作的战略基础。这个战略基础应当是国际体系的稳定与渐进性变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内并与美国一道共同以和平方式推进国际体系能够反映中美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但这种战略合作基础是否持久及中美关系是否总体稳定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美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