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钱学森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国的军工形势有几个特点：一是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急需拿出能顶用、有威慑的武器。二是国民经济落后，国家财政非常吃紧，投入少见效快是对的。我们的科技更落后，从技术上讲，先易后难也是不错的。三是飞机的复杂程度要超过导弹，配套难度更大，因而见效周期要比导弹长，特别是对飞机的投资要明显高于导弹，先导弹后飞机，是对的，但不能只导弹无飞机。四是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钱学森同志作为火箭专家和导弹研究院的领导，积极为导弹争取资源加快发展，也可理解。

　　同时，我们从中也要获取一些必要的教益。

　　1.如何对待一些专家特别是著名专家与技术权威的意见，钱学森为我国国防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担任的学术和领导职务无数，提出了很多有影响的观点，但这仍不能代表他在其他领域同样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正确性。

　　2.要努力加快建设航空工业权威性专家队伍。徐昌裕谈到我国航空科研时曾讲：“中国的造船有历史上李鸿章的江南造船厂作为班底，航天工业有钱学森等一班人。航空工业就没有把徐舜寿、黄志千等一批专家集中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历史上国家对航空工业作出很多重大决策，其中一些决策就没有或认真听取航空工业专家的意见，以致后来酿成不理想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航空工业权威性专家队伍的建设，在关键时刻能从专家角度反映出航空工业的本质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