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次在非洲的舆论战场上，从话题度上来说，那些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关注度的频道恰恰是最缺乏流量支持和创作驱动力的。
目前为中国在非利益发声的主要群体仅为少数在非工作、生活，并拥有足够语言能力的海外华人、华侨。相较庞大的西方主流媒体在非洲的势力，支持中国的只言片语很容易就被吞没在滚滚洪流之中了。
03
要改变中国当前在非的舆论困境，需要理解非洲目前所处的局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在困境中找好时机，用实际行动发声。
首先，非洲国家政府的对华态度和政策是在国际局势中不断变化的，现在在中非合作中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非洲国家内部利益阵营交错，海外流亡派和本土派、守成派和少壮派、以及各个种族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各种割裂。这些涉及到国家核心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分歧力量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博弈，而无法“一致对外”。即便有个别国家对华态度在疫情中出现变化，疫情后出于各国自身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综合考量和新兴商业实用主义的重新崛起，政府必然会再度在言论上缓解和靠近与中国的关系。
其次，目前非洲排华还不能算是思潮，更多是一时间的民间情绪。
非洲国家原本就承受着由历史沉积带来的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沉重负担。可以看到在即将到来的“解封”之下，这些国家的情绪将会很快被民生压力所吞没。人们的注意力会更多放在如何追回封禁期间的经济损失和多党之间就未来利益的角力斗争上，“反华”这个话题的关注度将迅速下落。
第三，在非洲的民选政治下，选票是政客们权力的来源，因此他们容易被民意裹挟、或利用民意积累自身政治资本。
在疫情中，东非、西非都不幸出现了政客的投机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和他们相对的，非洲人民整体上的善良和淳朴并未改变，他们基于朴素价值的好恶判断和情绪是受到了外界的误导才诱发了本次的。由此看来，未来中国在非洲舆论界的话语权之争中不能过于相信民选政治下政客的行为操守，而是更应该将普通民众的“心理痛点”纳入到宣传对象和主题的考量中，才符合中非友好在基层影响力扩大的需求。
第四，此次疫情已经让中非双边的各个研究院、智库、民间组织和机构认识到，中非交流不能只靠温文尔雅、歌舞升平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博览会。
单纯的学院派研究在汹涌的国际舆论场里并不能保护中非友好。中国的智识机构需要在非洲有更深入的扎根，带着自信和明确的目标、更具前瞻性的规划、以及长期的行动方案走进非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