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不是第一个倡导这种国际秩序的中国领导人；实际上，类似的朝贡体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助于中国古代朝廷构筑其权力基础。但与中国近代的其它领导人不同，习近平现在有了实现这种秩序的手段。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旨在通过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交流将中国与非洲、欧洲、中东和世界其它地区连通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古代朝廷羁縻之策的翻新用法。
但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中国积极参与建设国际组织的行为则对自由秩序更具威胁性。北京的做法是从国际组织内部重塑该组织，同时构建自己从一开始就能施加影响的同类组织。
举个例子，在2018年，世界银行资本扩容加强了中国的投票权，使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升至第三位。同时，北京还在组建自己的国际开发机构来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包括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中东欧17+1合作平台。在上述每一个机构中，中国都设定了议程。
对某些国家而言，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由中国领头的国际秩序是有一些吸引力的。当美国放弃其全球领导权的时候，中国则在反其道而行之。
但对那些支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规范的国家来说，北京提出的愿景是狭隘甚至可怕的。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中国问题学者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表示，北京越来越野心勃勃，这会使西方为此感到担忧。“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想要接管这个世界，但我确实认为北京正在重新界定自己在这个世界所应扮演的角色。每当我想到这幅图景时，都会感到非常紧张。”
不幸的是，可供重新选择的选项有限，尤其是在某些领域，北京的影响力正在上升，而特朗普当局却还没有出台清晰的战略来加以应对。尽管有些人认为只有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例如解散世界贸易组织和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才能挽救自由主义秩序，但实际上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建议（例如加强民间外交和加大对中国所用战略的研究）也需要有国家领头才能施行，然而现在并没有这样的领头国家。
与冷战期间各国被划入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不同，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各国无法自立门户各行其是。因此，那些视自由主义和人权为其基本准则的国家必须迅速制订国家政策和经济对策来有效应对中国挑战。
做不到这一点，与中国自信稳操胜券的意识形态之争相比，单纯的口舌交锋（比如特朗普就一直专注于此）就将变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