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认为，这反映出问题核心还是两国战略互信严重不足。如果将中印关系比作一张银行卡的话，在经历了1962年战争、印度1998年核试、印度寻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拒、2017年洞朗对峙等一系列事件后，这张卡已经极度透支。这还不算边境水资源、“藏独”问题、对华贸易逆差、涉巴基斯坦反恐等老生常谈但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双边关系背景下，“去中国化”“抵制中国商品”等无厘头的口号多年来周期性地不胫而走，甚至催生出任何“反华怪胎”都不意外。

其实，记者一直觉得印度提“去中国化”是一件很可笑的事。试问，对于中印关系这样一个双边贸易额不足1000亿美元、年人员交流刚突破100万人次的双边关系来说，有什么资格来谈“去中国化”。印度的一名媒体朋友曾直白地告诉记者，如果想要“去中国化”，“就先把自己用的中国品牌手机砸了吧”。

中印是全球“唯二”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但无论是贸易总额还是人文交往，远不如中国与其他一些周边国家，这与中印的大国地位也非常不匹配。这里面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结构性问题。从印度国内的反华实际来看，更多的是印度从上到下都缺乏改变的意愿和诚意，当然还有对中国发展的疑惧与焦虑情绪作怪。《环球时报》记者为此在日常工作中向印度朋友做了很多解释，但他们听后不约而同地质问记者：“即使我们能忘掉1962，难道我们能和一个侵占自己领土的国家真心交朋友吗？”

他们指的是“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与被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的关系。一方面，印度方面宣传“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穿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而该地区是印巴争议领土，污蔑该项目侵犯印度主权。印度几乎所有媒体都支持这一立场，并不停地“泼脏水”。另一方面，印度与巴基斯坦可谓世仇，不少印度人都抱有“巴基斯坦的朋友就是印度的敌人”这样非此即彼的立场。

记者认识一名印度人民党党部的高层，他全家在从巴基斯坦逃亡印度的途中被杀害，自己从死人堆中爬了出来。他曾对记者说，“让我放下对巴基斯坦的仇恨不可能，让我的子女放下对巴基斯坦的仇恨不可能，让我跟巴基斯坦的朋友做朋友也不可能。”

作为在印度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人，《环球时报》记者在日常工作中能明显感受到来自印度各个阶层对中国的情绪，包括不屑和敌意。归根结底，大部分人并不了解中国。记者的朋友阿都尔在中国生活超过30年，作为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他经常对记者谈及中国的种种优点，当然不可避免地将中印进行比较。“一些印度人对中国的偏见不仅源于认知的差异，更多是执着于历史的包袱，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他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