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英应对能力的缺乏是由来已久的。美国《金融时报》的作者爱德华-卢斯写道，“美国和英国对新冠的应对不佳，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冷战后的自我安慰，认为自己都没有什么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一个微生物就把英美傲慢的底细给暴露了。”
而这种傲慢并非小事，在很多方面，它是塑造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放任的自由民主原则，直到不久前，这些原则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占据了上风。“几百年的历史告诉英美人，他们注定永远是胜利的一方。这让两者对来自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嘲讽和同情视而不见。”
美国国庆
《时代》杂志创始人称20世纪末为“美国世纪”。一直有人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美国”世纪的愿景经过几次地缘政治冲击才得以确立，其中包括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这次大流行可能是对这一体系的又一次划时代的冲击，重塑人们对全球事务进程的思考。
分裂的、功能失调的美国影响力在减弱。不仅如此，多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并试图将他们的战略关注点“转向”拥有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并很快占其经济产出最大份额的地区。但现在，他们并没有制定出美国占有优势地位的“美国式和平”规则，而是发现自己正在适应其他地方形成的新现实。
在新冠时代，亚洲的各种政治事件已经成为全球性事件。欧洲现在对其政治未来的思考，不能不着眼于远东。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有关。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首次变得复杂和难以预测。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1988年中国领导人与印度总理甘地的一次著名交流。据说前者对后者说，“近年来，人们一直在说，下一个世纪将是亚洲和太平洋的世纪，仿佛那是肯定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李显龙同意这些话，他认为“亚洲世纪”不是必然的，也不是预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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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