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民是最大受益者，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一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减贫壮举。而且中国人民的所得并不是以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受损为代价的，事实远非如此。那些激起别国愤怒的发展政策正是助力中国成为今日世界最大出口目的地和投资市场的原因。

那么，中国施行这样的产业政策，比如上文提到的只允许购买本国医疗产品，是不是对世界其它国家不公平呢？我们在得出这一结论前应先审慎思考。

为产业政策辩护的标准理由是，新兴产业会产生学习溢出效应，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译注：技术外部性是指不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外部效应，负面的如空气污染、交通拥挤等，正面的可见作者下文给出的光伏例子）和其他更广泛的社会效益，从而使国家有理由来扶持新兴产业。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假定政府不善于识别那些理应获得支持的产业，国内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将会承担大部分损失。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被误导了或走错了方向，那最终受损的将是中国经济。

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中国政策制定者制定出了正确的产业政策，使社会效益超过了私人收益并促进了经济发展，那外国人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要“解决市场失灵”的情况。外人想要阻止中国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就像他们要阻止竞争者开放市场一样。

如果是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外部性，那这种看法就尤为准确。中国政府补贴发展光伏和风电行业的政策降低了可再生资源的生产成本，这使全世界都普遍受益。

在存在垄断企业和市场主导型企业的情况下，有关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当产业政策是在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行使市场力量时，那这样的产业政策就理应受到一定限制。

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指责中国生产商哄抬物价，而哄抬物价则是市场力量的显著标志。更常见的抱怨往往是中国压低了价格。哄抬物价这一指责可能更适用于主宰高科技产品市场的欧美公司。

这么说并不是让其他国家在中国向更高端产业迈进时袖手旁观。比如美国就曾经成功实施过产业政策，特别是在国防技术领域。

现在美国政界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美国需要明确实施产业政策以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促进创新和发展环保经济。美国参议院最重要的民主党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提出了一项法案，建议在未来五年向新技术产业投资1000亿美元。

欧美国家推出新产业政策往往是因为它们受到了中国的刺激，但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么做是选错了方向。它们需要做的补救措施应着眼于本国国内。目标应该是在国内建立更高效、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体，而不是单纯地要胜过中国或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