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多年来反复重申的那样，美国贸易逆差来自于美国自己的深层次问题：国内储蓄不足。

美国净国民储蓄率（衡量企业、家庭和政府部门在贬值调整后总体储蓄水平的最广泛指标）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也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次）。

根据现有最新数据，美国净国民储蓄率平均为202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国民收入的-0.8%。鉴于联邦预算赤字过大，国民储蓄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大幅下降。

由于缺乏国内储蓄，美国从国外借入多余储蓄用于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造成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去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国际收支赤字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3%），这是自2008年末以来的最大赤字。

为了换取外国资本，美国人从海外购买商品。是国际收支逆差，而不是所谓的中国行为，才是造成美国整体贸易逆差问题的宏观经济学根源。

第一阶段协议是以政治操作去微观管理一个宏观问题。即使它真能缩小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但国内储蓄的持续短缺意味着，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被转嫁到其他外国生产商身上，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此外，这种贸易转移已经流向了成本较高的外国生产商，在功能上相当于对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增税。

这些都不是说拜登政府应该挥舞白旗向中国投降。但拜登政府需要转移注意力，放弃第一阶段协议中不可行的双边框架以及支撑这一框架的关税。

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结构性议程，这个议程能够解决知识产权、创新政策、强制技术转让、网络安全和对国有企业补贴等更为严重的问题。

签署一份双边投资协定是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审查结构性摩擦真实性的最佳途径。在2017年之前的10年间，美中两国已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了积极地谈判，该协定将为解决两国结构性摩擦问题提供一个框架，并且通过扩大市场准入，鼓励两国经济增长。

而我的这些观点在美国并不流行，这要归功于过去四年来的恶毒言论，这些言论使许多美国人相信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致命威胁。不幸的是，美国以怪罪和牺牲他人为特征的腐蚀性政治环境为“受虐待”一类质控的出现提供了肥沃土壤。

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他们已在许多重要领域开了一个好头，现在到了美国政府更加清醒的时候了。

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不幸的是，拜登被其前任所束缚。想要改变过去四年的失败做法就需要拜登政府拿出政治勇气、智慧和创造力。美中关系实在太过重要，决不允许掉以轻心。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