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点对我来说却并不明显，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头反对那项灾难性贸易协议的原因。当时我就知道，而且很多工薪阶层也都知道的是，一旦允许美国公司搬到中国，让它们以低到饿人的工资雇佣那里的工人，就会引发一场内卷竞赛，导致美国有工会保护的高薪工作岗位流失，拉低美国工人的工资。
而结果也正是如此。在随后的大约20年里，美国失去了大约200万个工作岗位，4万多家工厂倒闭，美国工人的工资也停滞不前，然而资方却赚到了数十亿美元，公司高管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部分原因正是他在竞选时反对美国的贸易政策，运用自己虚假和引发分裂的民粹主义手段，勾起了许多选民真实的经济斗争情绪。
同时，毋庸置疑，中国的状况也并没有发生好转。华盛顿传统智慧的钟摆现在已经从过于乐观转向了过于强硬，之前是对不受限制的对华贸易能带来怎样的机遇过于乐观，而现在则是对更富裕、更强大的中国所构成的威胁过于强硬，但中国威胁正是贸易增长的结果之一。
在2020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师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写道：“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第二大国防开支国——已经扰动了世界局势，而能否动员起来面对大国竞争的新现实，则是对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治国之道的考验。”
几个月前，我的保守派同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将中国威胁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威胁进行了对比：“美国再次面对一个强大的极权主义对手，这个对手正试图统治欧亚大陆，重塑世界秩序。”正如华盛顿在二战后为美苏冲突预做准备而重组了美国国家安全架构一样，科顿写道：“今天，美国的长期经济、工业和技术计划需要进行升级，以应对共产主义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就在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最高级官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被一般称为（与中国）展开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今后，“主导范式将是竞争。”
别相信危言耸听
20年前，美国经济和政治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今天，共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却仍然是错误的。现在，建制派已不再颂扬自由贸易和对华开放具有怎样的美德，而是敲响了战鼓要打一场新冷战，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致命威胁。我们已经听到政界人士和军工企业的代表将中国威胁当作最新借口来为国防预算不断膨胀进行辩护。
我认为，挑战这一新的共识是必要的，正如当初挑战那个旧共识也是必要的一样。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和做法肯定会招致我的反对，也应该招致所有美国人的反对……美国也应该小心中国咄咄逼人的全球野心。美国应该在与中国政府举行双边会谈时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机构中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如果美国也能正视自己盟友和伙伴国的人权问题，那这种做法就将更加可信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