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环节

观众：除了严正抗议，我国在外交方面还能做些什么，来应对日本把福岛核废水排放到太平洋里这一举措？

张维为：现在西方世界方方面面普遍劣质化，决策过程劣质化、媒体劣质化、非政府组织劣质化、智库劣质化……这一现象极为普遍。就从日本利益来说，我想这么一个决策对日本的形象、软实力的最终打击，恐怕不亚于特朗普对美国形象的打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但是它居然就这么做了，而且不考虑邻国，只考虑美国。

我想我们还是有不少办法可以对付它的。外交发言人已经讲了很多，比如需要一个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际机构来进行客观的评估。这对日本已经是讲得很客气了。

我的直觉反应是，日本的这一举措不仅会毁掉日本的渔业、餐饮业甚至旅游业等等，而且还会让整个太平洋生态受影响，生物链、食物链都会被打乱。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和所有持怀疑立场的国家、民众在一起，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另外，日本这个国家有个特点，就是欺软怕硬，只有好好地、方方面面地制裁它，直到它清醒过来，它才可能改邪归正。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打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人民战争，通过人民的力量制止这些非常荒谬的决策，使人民对他们的政府表示抗议，也许这是一个机会。

观众：刚才金教授提到了“小球推动大球”这个外交美谈，如果当时没有美国运动员科恩上错车，然后中美运动员互赠礼物这个偶然事件，那么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否会延后几年？三位老师如何看待外交上这样的偶然事件和历史必然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

金灿荣：我个人理解，中美关系在1970年代初是一定要缓解的。首先是必然性，这个必然性的前提是中国到1970年代得到了美国的重视——中国有“两弹一星”了，且中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当中表现出足够的力量和独立意志。与此同时，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已经赶上美国了，再加上苏联的常规武器本来就厉害，这个时候美国就很被动，它找人帮忙，就找到中国了。

从战略上讲，美国那个时候一定会找中国，因为中国对它有价值，只不过它要找契机，“小球推动大球”就是这么一个契机，所以中美关系那个时候会缓和。基本上历史都是这样，偶然、必然结合，这两个东西都是不可或缺的。

张维为：我补充一点，实际上我们回头看，大概是在1970年下半年，我们中国政府内部就已经做出要缓和中美关系的决定。这个乒乓球事件是发生在1971年4月，实际上1970年12月我们就已经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老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毛主席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放在《人民日报》头版，这实际上是给美国一个信号，即我们跟美国人在谈话了。但是美方没有读懂。所以当时大的气候已经在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乒乓球，可能还会有其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