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北京的穷兵黩武，这一观点是很有迷惑性的。这也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行为，它制造出了一个借口不去直面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真相。是的，中国的增长速度几乎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但西方民主国家的衰落主要是由西方自己造成的。
美国选择开打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构成了这个故事的部分章节。战争本来是为了彰显美国的实力，然而这些代价高昂且不受欢迎的战争却突显出“泛美利坚和平”的局限性。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誓言要重塑中东。结果却恰恰相反，正如我们上个月在喀布尔沦陷时看到的那样，华盛顿被迫偃旗息鼓仓皇撤离阿富汗。全世界其它国家都看到了那里发生的一切。
然而，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破坏，美国在中东的失败显得微不足道。历史学家不仅会把这次金融崩盘记录为一次经济事件，也会将其记为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这是西方民主国家遭受致命打击的一刻。
早在“雷曼兄弟”倒闭前，自由放任式经济体制的失败已显而易见。在技术进步和开放市场的双重压力下，非富裕阶层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的果实却都被富裕阶层和超级富豪们收割。尽管木已成舟，但这次崩盘实际上就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诈骗。
有些人想找出原因，解释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会赢得总统大选、英国会投票脱欧以及民粹主义会在欧洲甚嚣尘上，其实他们不必多此一举。金融行业的胡作非为以及政府决定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所有这些行为都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造成了致命伤害。
像其它国家的民粹主义者一样，特朗普明白，选民们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尊重根植于一项契约。公众对民主体制的信仰，以及对法治和国家机构的信仰，建立在一种观念上，即该制度至少会尊重公平原则。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促进公平的改革已经出现，但却没有迹象表明西方的改革足够深入。
后冷战乐观主义者怀有的理想没有错。如果没有自由民主体制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我们将难以看到这个世界运转良好。但乐观主义者那时所遗漏的、以及中国观察家们现在所忽视的则是在西方国家内部，人民对民主体制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诚然，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特朗普如能连任，那这个威胁会比中国威胁更严重。
历史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的过度乐观与当代的过度悲观相互映衬。这是我打算留给别人去做的判断。对于一个政治评论员来说，在同一个位置上工作25年已经足够长了。因此，本文是我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此后，我将继续以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的身份偶尔发表文章，但在此项工作之外，我还打算去更好地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