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蒙古西征再也没有发生，往返于东西方的商人、传教士，为欧洲人带来了有关蒙古和元朝的新鲜故事。这其中最有名气的，当然是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几乎塑造了几百年来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
奥斯曼帝国兴起后，东西方交通中断，西方一度失去了有关蒙古的消息。直到16世纪之后，耶稣会士向欧洲传回了许多有关东方的知识，这其中有不少与蒙古有关。比如传教士南怀仁曾经跟随康熙巡幸，写下了《鞑靼旅行记》，传教士安多和张诚更是跟随康熙出征噶尔丹，记录了清朝与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
南怀仁画像（资料图）
这些留心于中国事务的传教士搞清楚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他们注意到，蒙古之内存在不同的群体，于是有了卡尔梅克人、喀尔喀人和蒙古人三种分类。但是，传教士能够接触的信息毕竟非常有限，其认知必然存在狭隘之处。比如他们认为蒙古人性情温和，但生活肮脏贫穷，都是很难感化的异教徒。
总而言之，自从蒙古人从天而降，与欧洲打上交道以来，尽管印象深刻，但欧洲人视野里的蒙古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混杂一起，很容易产生了迷幻的故事情节。作为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元朝更是套上了神秘的色彩，成为欧洲人眼中一段风格另类的“中国故事”。
恐惧与敬仰并存
对于外国人创作，并且涉及中国古代历史的文艺作品，中国观众常常有“这根本不是中国”的批评，曾经的《花木兰》如此，如今的《图兰朵》更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缘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的历史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
《图兰朵》的原始作品渊源于短篇故事《卡拉夫和中国公主的故事》，作者对这位中国公主，以及相关人物描绘，完全建立于欧洲人对蒙古、元朝的理解之上，而这种理解，首先源自于蒙古人带来的冲击。
如果蒙古第一次西征毁灭中亚城市，西欧还只是略有传闻，那么在第二次西征时，基辅、莫斯科等东欧城市的陷落，则给西欧带去了关于蒙古人的可怕描述。后来的第三次西征，虽然与欧洲没有直接关系，但伊斯兰文明几乎被摧毁的事实，足以让欧洲的封建主们不寒而栗。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蒙元占据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蒙古带给他们的冲击力却远超汉唐宋明。蒙古军队的恐怖屠杀，让沉浸在宗教中的欧洲人想起了“上帝之鞭”，蒙古二次西征也被欧洲人称作“上帝的惩罚”，以至于东欧联军与蒙古军队的战场都有了特殊的名字——“上帝选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