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客观看到，敌对势力在“大翻译运动”背后的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认知战策略，近年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达到了其总体蓄谋的基本预期。从韩国、日本到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到印度，以及即便是势力相对薄弱但也在利用性别议题有意布局的中亚地区，敌对势力在过去五六年以来已在悄然间初步完成明确针对我国的系统性认知战“合围”。这也是在俄乌冲突认知战中，以“大翻译运动”为代表的相关卑鄙图谋能够得以开展的现实基础。值得警惕的是，自《国安法》实施以来，“台独”“港独”分子看似转入“地下”，“逆统战”“奶茶联盟”“大翻译运动”等的一再出现却深刻说明，他们不仅还充斥在反华第一线，语言上的先天优势也将使其成为长期隐藏在我国虚拟空间内的一大国家安全隐患。
总之，俄乌冲突中的认知战为我们敲响了不亚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历史警钟。对于认知战等军事理论、战争观念及媒介方法论的各个层面，都需要作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长期议题予以战略层面的足够重视。以俄乌冲突为表征，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地缘政治周期。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我们更需要深入探究如何实现我国法律的域外效力、实质性的对外制裁等法律上、信息技术上更为综合的国家治理手段，并充分发挥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中国经验的高维媒介优势和红利，寻求官方、民间和社会等多方利益的最小公倍数，进而打赢全面捍卫包括虚拟空间在内的中国国家延伸利益的当代认知战。（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登在2022年3月30日的《环球时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