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仍然继续坚持拥抱对美中关系未来前景的幻想。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些积极因素，那么两国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和谐关系。持这种观点或持观望态度的人相当多，其中大部分是企业家。在因大流行病而被封锁的上海，日本外交界人士指出，目前仍有1.1万家日本公司在上海，更多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在中国驻扎，期待着更多的幸福日子。除了企业家，还有一大批被某些利益所困的人，他们与中国的无害合作由来已久，比如有学术或技术合作关系的，有金融投资关系的。这些关系最初是无害的，但现在却越来越危险了。除此以外，两国还有大量的人有家庭关系和子女。仅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婚姻就涉及几十万对中国和美国夫妇。所有这些人，都非常期待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或"确切地说是再正常化"。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美中关系"正常化"曾经是一个大的流行语。1972年2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杭州和上海，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两国承诺追求其外交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事实上，在两国关系被冻结23年后，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可以理解的是，现在许多人渴望美中关系再次正常化，因为他们也参与其中。问题是，这可能吗？答案很简单。如果美中关系不能在民主党拜登总统的政府下恢复正常，那么它在未来也不会正常化。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美国。中国长期以来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更愿意与亲建制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打交道。例如，当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时，米歇尔-奥巴马和她的母亲玛丽安-罗宾逊在访问中国期间据说对酒店工作人员"吠叫"，以至于酒店员工对随行人员提出抱怨。米歇尔的哥哥克雷格-罗宾逊也有自己的争议。只要整体情况可以接受，中国对所有这些都予以容忍。拜登总统上任时，中国的许多人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抱有期望，但不幸的是，由于整体体制和美国国会的限制，拜登无法做出任何重大调整。他所能做的就是确保美中关系不会在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进一步恶化，但这也是极限了。因此，中国对这届民主党政府的期望值几乎降为零，双方的冷漠态度依然如故。在美国方面，美中关系的脱钩过程始终在继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中国经济的强大和崛起，竞争力的增强，开始争夺国际话语权，以及希望国际秩序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变化。当然，还有香港的抗议和示威问题，民主和人权问题，台湾问题，中俄关系，以及其他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看作是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中国在美国的定位已经从合作者变成了竞争者。即使美国的执政党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仍将继续存在。其原因不是由于美国领导层中的任何个人，而是由于国际秩序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无数的问题点，如货币、汇率、资本、军备、联盟、地区稳定等等。这些都不可能轻易改变。事实上，改变中美关系的机会之窗就在拜登政府。如果不能改变，下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就更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建制派的拜登政府取代了非建制派的特朗普政府，这为修复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必须承认，拜登政府确实改变了特朗普的不少政策，如移民政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全球气候问题等。换句话说，拜登唯一没有修复或调整的正是美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可能在未来主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小。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的盈利，而出口盈利与美国市场有很大关系，但是，中国的增长潜力有一定的限制。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从过去的两位数逐渐回落，基本上在5%左右波动，政治成就中的经济因素越来越不重要了。在政治结构中，唯一能取代经济成就的是刺激更多更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如反美敌意。当然，这也是中美关系长期恶化的基础，而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驱动因素。换句话说，在经济重要的时期，美中关系非常重要，是一个积极的谈判筹码。反之，在经济不重要的时期，中美关系就不重要了。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经济不是很重要。相反，重要的是政治。中国社会的这种调整，决定了两国关系几乎不可能再次正常化。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中关系很可能会长期恶化，对此也就不应抱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