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美国政府在巴西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出身于工党的若昂·古拉特总统，开始了对巴西长达21年的军政府独裁统治。1973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支持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民选总统阿连德战死在总统府，3.8万阿连德的支持者被逮捕，4千人被处死。随后，智利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实验室，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芝加哥男孩”被请来实施全面私有化改革。在阿根廷，基辛格支持魏地拉（Jorge Videla）在1976年发动军事政变，该政变折磨和处决了3万人，并通过其经济部长德霍斯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巴拉圭（1954年）、玻利维亚（1971年）、乌拉圭（1973年）等国也饱受美国支持的右翼政变之苦。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参观故宫。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1980年代，美国用“华盛顿共识”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在1970年代被迫承担巨大的债务，并延续到1980年代，华盛顿共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政策，大幅削减公共福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商业和资本市场的监管，并全面放开金融和贸易。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华盛顿共识，从1970年到1995年，拉美地区有5000万人陷入贫困，贫困率从1970年的35%增长到2001年的45%。在此期间，外债翻了3倍，从1975年的673.1亿美元到1980年的2087.6亿美元，其中60%是公共债务。偿债额占该地区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3%跃升到1989年的8.5%，更加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全面私有化和破坏工业结构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些国家仍在努力摆脱它们被置于的不发达和负债的境地。
事实上，在1985年，很少有国家领导人清晰理解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被迫陷入的债务陷阱，更遑论对其提出质疑。古巴前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呼吁暂停债务，因为偿清这些债务在道义上不合理、在数学上不可能。他的言论在国际舆论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相反，华盛顿的一些领导人积极倡导为拉丁美洲制定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这将意味着再次增加其债务。正如维贾伊·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在格拉斯哥的COP26会议上所谴责的那样，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掠夺财富，而这些财富又以贷款的形式回到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为偿还债务而生产，又与那些从殖民地国家掠夺了财富的国家签订更多债务。这就是债务陷阱：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优先服务于偿还债务，而不是为其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而发展的缺失又导致更多的债务。